当年列宁同志教导人们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也就是所谓的苏联人民向往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上个世纪50年代,当美国人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中国盛行一句话:“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金桥”,“大跃进”似乎让国人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
然而,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并指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表明,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即半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加上半殖民地式的经济体制。
上世纪80年代后,有有些人走出了国门,不少人到美国工作或学习。当时又流行了一句话:“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老年人的地狱”。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个人猜测,可能是那些到美国照顾孙子的老人们的感受。因为他们的孩子住进了大房子,开着小轿车,就像中国人想象中的天堂了。然而,这些老人们通常住在美国的城乡结合部,不会开车,没有直通市中心商业区的公交车,也不会说英语,无法与周围的邻居交流,当然会产生一种在地狱的感觉。
然而,上世纪
6月30日我的博文里提到翠微路派出所前200米的一条小路2个多月没有修好的事。突然,在7月7日晚修好了。
一天,在小区大门口有几位居民议论,这条路为什么突然修得那么快。我刚好路过,插了一句说,他们学习了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得到了鼓舞。有一位居民说:“不!”,接着我说:“30日我发了一篇博文,披露了此事。”他说:“博文没有用。”我说:“那为什么,市政建设公司30日贴出告示,7月1日动工,12日完工,结果7月1日下午开始动工,7天就全部完成了?”他说:“30日我给北京市12345打了电话,所以,他们马上施工了。”我说:“我夫人从5月份起给12345打了N次电话,2个月并没有什么进展。”
也许,这一切原因只有上帝知道,也许完全是巧合。但是,只要政府心中真正有老百姓,“北京速度”是有可能实现的。
(2011-07-06 10:12)
这是一等奖还是四等奖?
上午到某商场超市购物,看到一群顾客在促销的抽奖台前发生争议。
那位顾客认为自己抽到的是一等奖,但负责发奖的服务人员说是四等奖。服务人员说,是几等奖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又说不是从尖顶看,要看整个大箭头在哪儿。周围的顾客都说这应该是一等奖。我说如果站在天上看,这是四等奖;如果是一个小孩看这绝对是一等奖。
在周围顾客一致认为是一等奖时,那位服务人员口气突然一变说,一等奖已经没有了。获奖的顾客说一等奖没有了,就给我二等奖的奖品吧!周围的顾客纷纷说,你们本来就不想给一等奖么!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证实了马丁·
路德金1964年8月28日的“40年后,美国将有第一位黑人总统诞生”的预言。
今天也有人预言“再过40年,美国将会出现一位华裔总统”。那位总统会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然后向国会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立联合政府。这个提议不仅得到美国国会的一致同意,并且得到中国人大常委会的积极响应。建议改国号为“美丽谦和中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CHINA),英文简称为U S
C。因为陈水扁A钱,在英文26个字母中A已经不被单独使用。比如:工商管理硕士改用MBM,美国职业篮球赛(NBA)由于与中国职业篮球赛(CBA)合并,改为NBC。
那天是6月28日,距本月的“让座日”只有6天。上午9:20乘地铁从万寿路到大望路去。地铁列车上乘客并不算太多,但已无空座,我就站在一位看上去比我年轻、胸前挂着北京老人优惠卡的老人前面,他座位的两边不乏年轻的男女青年。尽管,列车每次起动时都会广播给“老弱病残孕和需要帮助的人们让座”,也许我虽然60又7,须眉已经发白,由于严重骨质疏松而驼背,但看上去或许还很年轻吧!所以,一直没有人关注我,直到过东单站,面前那位老人要下车,我才坐上了座位。
返回时,我改乘1路公交,车上乘客很多,我看到后排售票员位子空着,就挤过去,想到售票员的位子上坐一下。一位女士告诉我,售票员到前面去了,我说等她回来,就让给她。果不其然,一会儿售票员回来了,我马上对她说,您过来,我让您。售票员马上对周围乘客说,哪位年轻的同志给老大爷让个座,但叫了几声后,周围并没有人响应。最后,靠近车门前面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给我让了座。坐上后,我给夫人打了个电话报告已经上车,她问我有座吗?我说一位小年轻,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小年轻给我让了个座。夫人让我谢谢他,我再一次向那位年轻人道了谢。于是,
这是一位老人每半个月内必须做的事: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取硫酸氨基葡萄糖钾胶囊,到广安门中医院取夏天无胶囊,到北医三院取马栗种子提取物片,到积水潭医院取国产的鲑鱼降钙素喷鼻剂(国产的230多元一瓶可喷28次,而进口产品300多元一瓶只能喷14次)。这仅仅是老人所犯的一种老年病--骨关节病和骨质疏松,所需要的部分药品。由于医院的药品不全以及医保部门的规定:除十种慢性病外,其它疾病门诊最多只能开2周用药的处方,骨关节病和骨质疏松就没有包括在十种慢性病内。无奈!!!仅仅为了一种病,老人或者其家属每月必须至少到相关医院去两次,不累吗?
中国现在约有20%的老年人,而且大部分老年人都犯有骨关节病和骨质疏松,骨关节病和骨质疏松应该属于一种很普遍的慢性病。按照目前北京医保的规定,每2周内就会有一大批老年人自己或者家属(老伴或者子女,子女还要请假)上医院取药。这不仅仅增加了患者或其家属时间和经济上(交通费、挂号费)的负担,同时也浪费大量的医疗资源(医生要增加相应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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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又一年,每当西北风呼啸,冬至即将来临之时,我们总会不約而同地想到那一年,那一刻,那个寒冷的冬天,那就是一九九0年的十二月十七日。
时间过得飞快,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她的儿女已经从中青年迈入中老年,意味着我们也都已经走过了人生中漫长的一段路程,经历了各自的艰辛、磨难、快乐、成功……二十年的时光虽然已渐渐远去,而母亲的身影和容貌似乎从未因时间的流失而离我们远去。她的精神、毅力和信念时时支撑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勇于面对生活中的曲折。她的灵魂时时在召唤着我们,我们由衷地感觉到她依然健在。
当人们在每年的母亲节时用鲜花、贺卡、诗歌赞美着自己的母爱时,我们也都在内心深处体会着我们母亲的慈爱,她用一种特殊的精神凝聚着一个家庭,她用自己的言行博得了子女们对她的爱戴和尊重。她去世前,我们看到的虽然是一个脆弱的身躯,但是她是全家老小的精神支柱。清晰的思维、善良的人性、高尚的情操…
转载《北京日报》2010年6月28日理论周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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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或官员的“天花板”困局,主要是指干部或官员的提拔、晋升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等待着得到提拔、晋升的干部太多了,如果没有相应的限制例如年龄方面限制的话,使已经在职位上的干部能早一点退下来,后面的人就根本没有上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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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其耀, 男
出生:1943年11月,江苏省滨海县人,1975年12月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
“人之初,性本善”,徐其耀应该不是生来就是一个“贪污分子”。
1989年9月,年仅46岁的徐其耀担任了盐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不久又担任了市长。当时,徐其耀既激动又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他立下了誓言:“人民!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
徐其耀没有食言,他以扎实的工作来回报党和人民的关爱。1991年,盐城和全省其它地方一样,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关键时刻,身为市长的徐其耀挺身而出,积极组织抗洪救灾。他连续28天在抗洪指挥部组织指挥,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将全市的洪灾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市长任期,他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修国道,建机场,搞开发区,培植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吃了不少苦,使盐城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中国特色本是一个中性词汇,并没有什么褒贬的含义,只反映与他人的不同。但是,近年来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中国特色”渐渐在人们头脑里似乎变成了一个“偏贬”的词汇或者成了“说不清楚”的代名词。“中国特色”的出现可能应追溯到20年前,外电报道曾把我国改革开放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搞了三、四十年社会主义被误读为搞资本主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就提出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
那么,为什么“中国特色”的提法“被贬”呢?也许这本不该是作为普通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毛主席曾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恐怕多说几个为什么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党外人士就更不应该问为什么了,被称“面大了点”的反右斗争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探讨“中国特色”“被贬”或许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因为这与两大弊病“封建主义”和“左派幼稚病”可能密切相关。
这里讲“封建主义”和“左派幼稚病”都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其实,五千年的封建主义历史让中国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