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2、2012

张泠

2004年，我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文学课上来了几位中国作家客人，包括莫言，受华裔作家聂华苓创办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之邀来到小城。莫言衣着简朴，言语简洁，笑眯眯地，看似一位循规蹈矩貌不惊人的邻家大叔，在人群中易被忽略——这或许是他本意，他因此能同时身在局内外，隔开距离，洞察和描摹人群。看似左右逢源、低调圆融，恰是高超“手艺人”或隐侠特质，他的创作手艺因而可相对减少政治的、商业的杂音干扰。与他朴实外表相对照的，是书中世界的斑斓华丽，奇诡的想象力和描述力。连残酷的暴力和死亡都五颜六色（或有《水浒传》影响）。

不能免俗地，挑灯重读莫言小说《红高粱》。他对老家山东高密的情绪如高粱酒香，扑面而来：那“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我奶奶”巾帼英雄凤莲和“我爷爷”土匪、抗日英雄余占鳌的故事，潇洒浓烈悲壮，原始激情在高粱地里东奔西突。而隐晦描摹农民/土匪被穿灰布军装的人利用、与日本人两败俱伤，则是被官方历史压抑的、悲凉的民间版本。书中对色彩、气味、声音、氛围的恣肆描述，的确因感官性强而令人联想到电影。

那年，爱荷华校方放映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1988），莫言坐在黑暗里，默默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