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法国作者Jacques Attali的“Nois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5）。作者是经济学家，法国前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的顾问。本书关注音乐作为一种声音形式，如何被政治和经济权力控制并如镜子，成为其映照，并预言新的社会形式。

    与喧嚣的视觉文化研究相比，文化理论学者倾向于忽视音乐（或声音）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重要性与深层意义。Attali认为，于社会、经济理论而言，语言与数学已不够，他意图在音乐——声音的组织和建构中，找到新的理论形式，通过声音暴力被释放或控制，及生产、传播与消费音乐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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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ttali看来，音乐与政治经济关系存在于四个偶有重叠的阶段：

1），sacrifice，通过早期社会的宗教或祭祀仪式表现；

2），representation,音乐制作成为专业行为，与市场紧密相关，音乐成为消费品，但仍以现场演出形式存在；

3），repetition,唱片出现以后，音乐作为消费品经历无尽的复制，现场演出成为次要，市场需要才是决定因素；

4），composition, Attali绘制的并不清晰的乌托邦蓝图；人们做自己的音乐，只为自己而作，预示一个自/由的、权/力分散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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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li认为，音乐，及所有声音，都是权/力游戏中的砝码，无论在有严格/审/查/制/度和大喇叭的集/权政府，还是更具欺骗性的现代议会民/主/政/治中。

    希特勒在1938年说：“Without the loudspeaker, we would never have conquered Germany”。

我国1949年以后，都市和乡村中无所不在的广播喇叭，入侵私人空间（或者说，那时的人们到底有多少私人空间？），尽管不同于纳/粹政权，却分享着类似功能。

近年中国电影中，“大喇叭”或公共媒体的存在，颇可作以联系，如贾樟柯电影，如应亮的《背鸭子的男孩》和《另一半》。当“disembodied voice”响起，四壁回声，一种神秘而令人不安的力量侵满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