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罗永昌先生的念头动了很久，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就一直当个心事落在心里。我与罗先生亦师亦友，有时候我喊他先生，有时候我叫他兄长，单就一个称呼我就解决不好，这也是迟迟不能动笔的原因之一。

这个春天，他的第二本新书《中国校车》出版了，我觉得是坐下来认真的为他写一篇文字的时候了。

我认识罗永昌先生很多年了，这个“先生”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罗先生早年做过多年高中老师，桃李满天下。比如唐斩、马骏都是他的学生，用罗先生的话说是他的嫡传弟子，而我与唐、马相熟更早，以兄弟论交，所以我初识罗先生的时候是规规矩矩执弟子礼的。

说起来认识罗先生是因为他的《黄郛与莫干山》，那是他的第一本书。新书出来那一日，他与杨振华兄等人一起吃酒庆贺，因为人是单数，不好“拼刺刀”，就约了我去临时凑数。罗先生好饮，我亦好饮，因为性情相投，乃一见如故。

又因为我的酒风好，后来罗先生就给我升格做了兄弟，他叫我“不醉”，我喊他罗兄。闲来无事，罗兄常常约三五好友找一小酒馆吃酒，遇到陌生的面孔，罗兄就会给人介绍我，说：“这是我的小酒友，林不醉。”所以，我在罗兄的朋友圈里是以笔名而让人记住的。

彼时罗兄在教育局做纪委书记，闲来他约朋友小聚都是自掏腰包，从来不见罗兄签单。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罗兄的纪委书记做的是够格的。君子不以利交，所以朋友做的坦荡，酒喝的也硬气。

有时候也蹭公家的酒局。2009年，德清县开始做学生专用校车，就是俗称的“美国长鼻子校车”，这在全国是第一家，罗兄就专门负责校车这一块，看起来在用人方面领导还是颇具慧眼的。因为是开先河的行为，各地记者蜂拥而至，有时候招待记者，罗兄也把我也喊上陪酒，那时候我是浙江卫视的公众评论员，算是半个电视圈子里的人。所以后来，与人说起中国第一辆校车，说起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还是有些小小得意的：兄弟我不敢说“咸与维新”，但也是跟着蹭过酒打过酱油的。

罗兄儒雅俊朗，却也不拘小节。有一次，浙江卫视《新闻深一度》栏目请罗兄去做嘉宾，罗兄穿着西装与主持人侃侃而谈。下面的编导问我：罗书记说话快了，后面会带一个模糊的口头语，你能听出来是什么吗。我仔细听了一下，回答说：是妈的。

编导是个美女，当时就笑倒在导播间里了。

那一次采访这只是一个插曲，最让人记住的一段是主持人问他：德清作为一个县级财政，是怎么考虑校车运营成本的？罗兄说：现在一个科级干部就有一辆车，裁掉这些公车，再多的校车我们也养得起。

这句话一出口，美女编导看了我一眼，就偷偷的鼓掌起来了。我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心里也因为他骄傲的不行。那一次节目里的公众评论员里有何镇飙教授，何教授是出名的质疑派，节目一开始他有连珠炮般的疑问，但节目结束以后，他握着罗兄的手说：你们是在实实在在的做事，而且是做好事。我坐直身子，又一次替我的兄长骄傲起来。

罗兄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他除了热爱文字还是喜欢散步，每天晚上准时去春晖公园绕圈。当然绕圈跟古道热肠没有什么关系，但我遇到什么难事或者心结，就会去找他，一边陪他绕圈一边说话，三圈绕下来，便豁然开朗。

然后我就不再陪他，也不见他有任何怨言。我是一个不太能一板一眼跟人做朋友的人，但罗兄除外。我们一板一眼的做了很多年亦师亦友的兄弟，到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在写《炮台山》的时候，就偷偷把他当原型写了进去，他在我的小说里诙谐幽默，胡搅蛮缠，一点都不正经。

我因此自己偷偷乐了很久。

现在，我一板一眼的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场如期而来的雪刚停住。快雪时晴，窗外有阳光万丈，春山淡淡，万物生长。罗兄的《中国校车》出版是是兄弟大事，我想，这个春天里我可以与罗兄再约一场酒了。

以为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