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前还没有教师节。那时候教师的地位也不高，在我们乡村，老师还是被人恭恭敬敬称作先生的。有孩子顽皮，老师也可以打人，一般的体罚是去太阳底下站半天，再严重的就直接用教鞭揍学生的手心了。

教鞭是去了皮的蜡树条子，白白的一条光棍，柔中带刚，是传统的打人利器，比私塾先生的戒尺有威慑力的多。熊孩子挨揍了也不兴回家告状，即使回家告状也没有用，无非也是多挨一次揍罢了。

我之所以要把时光拉回三十七年，是因为那年的九月九日发生了一件大事。而且，那年的秋天我也开始上学读书了。乡下人人对读书的期望值并不高，认为上学只要会识字，会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就可以了。我是一个天才少年，还没上学就已经开始认字了，我最早认识的字是XXX万岁，那时候的高高低低墙上多是用白石灰写下这样的标语，你不想认识它们都难。

标语的格式一般是在万岁的后面还要再加一个感叹号，那时因为没有读书，还不知道感叹号的用法，我们就给这符号起了个名字叫“棒槌”。所以，等我会写字以后，我就极少用感叹号了，感叹你个棒槌啊！

那年夏天，因为我给邻居家的草垛点了一把火，作为惩罚到了秋天的开学季我就被送进学校读书。教室外面的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六个字，我告诉老师说这些字我都认识，老师就很高兴的让我念出来，我大声念道：某某某万岁。我的启蒙老师姓张，他当时就笑抽了，他说来来来，进来坐下，以后我教你写字。

但是，当我会写那五个字的时候，万岁却在那年的秋天死掉了。

因为一个大人物的死掉，我的村庄上空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田野里的玉米和花生已经成熟，地瓜也鼓破了陇亩，那是一个多么饱满的秋天，如果在往年大人们早就该喜笑颜开了，但现在他们管不了这些，只是一味悲伤，天要塌掉了一样。

谣言也开始流传。有谣言说大人物是不该死掉的，医生嘱咐说他的病不能翻身，但他的媳妇趁着没人给他翻了一个身，于是他就死掉了。你看，在中国宫廷阴谋剧源源流传，即使在这样闭塞的山村也能衍生出另样的版本。这个谣言让我对长大以后娶媳妇的向往，生出了怕意来。

还有更可怕的关于地震的谣传，说是大人物死掉以后，天如果不塌掉一角那么一定会有地震。于是家家户户在院子里搭一个窝棚防震，晚上自然是不敢进屋睡觉的。对于这样大的谣言，更小的谣言也在时刻发生，比如邻村的红伢子把一瓶墨水生吞了因此脸黑，胡木匠家的二小子脸上早早生出褶子来等等，这样的谣言无脚生风，一夜之间的转发量就超过五百，也没有人来管。

那一年秋天全国一片哭声，村子里也给大人物建了一个灵堂，有组织的去吊唁。吊唁是书面语言，用乡村的语言说就是哭堂会。在乡村的道德理念里，重点在一个哭字。如果哭不出眼泪来，于家视为不孝，于国视为不忠。当然更不能笑了，据说外地已经因为有人在吊唁时候露出笑容而被抓起来了。

学校里也组织了学生扎小白花，去参加祭奠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庄重的事情，我怕自己会忽然笑出来砸了场子。微笑这件事，你越是想控制它，笑意越是上脸。事实上人在恐惧中也是会莫名其妙笑出来的，譬如若干年以后的杨“表哥”就是一笑惹祸，直到站在了审判席上还是一脸笑模样。而事实上，在尘俗里跌打滚爬的成年人，很多人都已经如“表哥”那样不会哭了。

但那时候我的确是不会哭出来，死亡对于一个不经世事的孩子来说，遥远的不可想象，无缘无故的哭一场，是一件难事。于是我就跑出人群找个没人的地方先练习一下再说。我躲在草垛后面努力想一些让我悲伤的事情，譬如王二借了我半块橡皮不还，但我也用了他半截铅笔；胖子推我摔了我一跤，摔破膝盖，不过后来我哥哥也把他揍的够呛……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能够让我悲伤到哭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

慢慢地，我开始为找不到理由哭泣而悲伤起来，我想我如果不能哭出来，一定是要被抓进去，那样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想着想着，终于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因为我哭的厉害，母亲认为是我发生了什么事，就从人群里冲过来，抱起我来，轻言细语的安慰，我的悲伤才慢慢退去。

那一场乡村的哭会里，我的哭只能算小儿科，哭的最凶的要算是昌盛他妈。她妈盘腿坐在地上，以手抚地，痛哭流涕，哭成了一滩泥巴，任谁也拉不起来。昌盛他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繁荣一个叫昌盛，乡里人按照习惯叫她昌盛他妈，至于她真实的名字早就忘掉了。昌盛他妈的日子在繁荣他爸去世后就变的艰难起来，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哭到后来昌盛他妈就不着调了，开始控诉起日子的艰辛与孩子的不孝来。这一场哭，畅汗淋漓生动云天。

古人说歌以咏志，意思就是诗歌是来表达自己情怀的，我对此相当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最能咏志最能抒发自己情怀的当属放声而哭。如果你没有见过昌盛他妈是怎么哭的，你永远都不能明白什么是长哭当歌，什么是字字凝噎，声声慢。

在我后来的人生岁月里，也结结实实的哭过。但哭过以后，我发现自己完全达不到昌盛他妈的那样旁若无人的境界。我还是适合做个诗人。那年我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总结我的人生经验说：诗人，都是哭出来的。

让我们再回到那一年的秋天。属于乡间的秋天是美极的，徐老三在他的《白露时节》里是这样写的：“玉米的近邻，是一片花生，已经刨了一半，露出新鲜的泥土。大豆的荚子也鼓起来了，青黄的隐在豆叶下面。红薯也撑裂了垄，告诉你它就在里面，这个时候扒出来，剥皮，露出黄红的瓤，啃一口也是脆甜的。”

事实上，三十七年前的秋天和它之后的秋天，田野并没有改变多大的模样。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离我老家不远的日照，徐家小三穿着开档裤子，像小兽一般矫捷如蝴蝶一样轻盈的流窜在秋天的田野里，吃的肚圆，这为他后来成为一个吃货而且吃成一个大肚腩打下坚实的础基。

说起来，花生瓜果之类，无论怎样好吃也只能算吃素。如果想开荤，可以去钓鱼捉青蛙。但最好吃的还数烤蚂蚱。在我看来蚂蚱是一种高度近视的动物，捉蚂蚱简直是手到擒来的事情。蚂蚱要捉那种肚儿肥的，里面有籽，烤熟了才香。

蚂蚱的眼睛大约是只认绿色，这种辩别事物的单一性决定了它的悲剧命运。二千年多年前庄子就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编了一个故事来嘲笑它，说夏虫不可语冰。我一直怀疑庄先生编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一直替蚂蚱觉得冤枉，至少在我看来蚂蚱是这个季节里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它知天时地命，逐草而生，草枯而亡，适得其所，就如某些人生的重于泰山，死的利国利民。

家乡是俗语里，把黄昏时刻叫做天擦黑，蚂蚱眼。蚂蚱眼，就是雾里看花。三十七年蚂蚱眼。当人们发现没有了伟人以后，天既没有塌掉，日子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小马一旦自己过了河，洪水猛兽都是纸老虎。

搭在院子里的防震棚，开始住的时候还觉新鲜，但露华霜浓，秋风渐渐，没多久就拆掉了，人们重新住回房子里，烟火升起来，日子又是一样的日子了。

但总归还是有些不同的。那个秋天以后，粮仓里的粮食开始变得丰实，夜里也很难得再听到昌盛他妈的哭声了。再后来，街上开始流行起红裙子，喇叭裤和长头发，有一种叫靡靡之音的歌曲也在流行。

而我也从懵懂童年成长为翩翩少年。这个世界开始打开了一扇窗，外面的阳光是任谁也挡不住了。日子就像十五六岁的少年，是一排排的白杨，总是要向着阳光生长。

教师节的前一天是99节，我只在教师节祝胡胡和胡胡们快乐和幸福。三十七年前我的老师教我开始识字，后来他教我写第一篇作文。他一生清贫，桃李满天。很多年以后我回到故乡去看他，他已经盖起了新房子，现在的日子看起来还不错。

我和我的老师一样，爱着我们相同的故乡。那里的山川沟壑，山水树木，都承载着我的记忆，不能忘却。还记得第一次秋游，看到落日的辉煌情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只是经年以后，我在田野里再也找不到我们的痕迹了，现在他们有的混的衣着光鲜，有的灰头土脸，他们与我，我与我的故乡，纵使相逢应不识。到最后，我发现我终于还是不能成为一个现实主义批判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