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代不适合你 
文/王淑瑾 

   木心先生的作品在大陆推出，陈丹青事先就搁过一句“魔咒”：阅读木心，同时也是被阅读的过程：阅读我们自己这些年来的阅读经验。 

    结果，还是有人纷纷撞上去，说在木心先生的文章里面没有看到时代性啊，诸如此类。陈丹青应该微笑了。 

    木心先生曾经说起有人评论叔本华一脸苦相。他说：“怎么能说叔本华苦相呢？这样的说法，伤害不了叔本华，反而毁了他自己啊。”

    这个夏天，木心先生又有两本新作《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俳句集）与《温莎墓园日记》（小说集）面世。其中的很多篇目，几年前我就读过。《此岸的克利斯朵夫》更是熟得要背出来。2005年春天，木心先生回国，向他说起在杭州看到的画展，里面有《此岸的克利斯朵夫》中提及的几位人物，他吃惊地说：“真是惊人的记忆力！”我只是傻笑，很难表达第一次读到《此岸的克利斯朵夫》时的感受。

    读着木心先生这些文字的同时，有一个疑惑盘旋不去：有几个人在近80岁的时候还能坚持写作？又有几个人，在57岁的时候如此坚定地向自己的理想飞奔而去？ 

    木心先生曾提起，他57岁刚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几十美元。而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些文字，都是木心先生到纽约以后才开始写的。陈丹青称他们为“患难之交”，是因为当时木心先生每写完一些篇目，便拿给陈丹青看——他们在地铁里碰头。陈丹青总是说：“这几篇，最早我是在地铁下面读完的。”他指着我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艺术修养比你现在的差远了！”所以他会生出一种长远的后怕——“我无法想象不曾结[识木心先生”。

    不妨把木心先生的经历对比周围同龄的老人。木心先生或许提供了一个范本：执着于自己的热爱，总能突破时代给予自己的种种界定和枷锁。

    前不久在中国某地发生过一个爆炸案。一个原来性情开朗的大话王，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癌症，自己吹牛的所有愿望不可能实现，便忧愤地在公交车上把自己炸死了。生活中，更多的人，没有那么激烈地炸死自己，却也早早地给自己判了死刑，动弹不得。在这几十年的路上，有无数岔道等着你，有太多理由可以抛弃最初的自己，如果遇上天灾人祸，那个“自己”更是跑得无影无踪。我写过一段关于“记忆”：“它也曾经试图睁着眼睛，吹着有气无力的口哨，让自己的意识努力地巡逻，可是睡意一阵又一阵袭来，层层叠叠，海上的泡沫般被一个又一个浪头打得晕头转向，我要去哪里？我只能去哪里？——渐渐沉入无边的黑暗，它终于无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个昏聩的老人。”

    等到我们渐渐偏离了热望，变成一个无力反抗的庸人，回首往事，只一句“这都是命运”，便可以抖落一身的灰尘，轻松上路。 

   蒙田在对比两个不同的作家时说：“我们可以看到前者振翅高飞，坚定地朝着一个很高的目标飞去；而后者则徘徊不前，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像小鸟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总觉得自己的翅膀只能飞一段短短的距离，每飞一小段路就要歇一歇，生怕不够力气和接不上呼吸。”大部分人的一生，就像诗人维吉尔说的“只在近处徘徊，从不走远。”

    去过木心先生纽约住所的人告诉我：“他能把所有东西都变成他自己的。”连一个小小的盆景，也一定要修剪成“木心的风格”。

    这种无处不在的强大意志，在很多天才身上都有体现。在伏尔科夫记录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见证》里，作者说：“我们所看到的肖斯塔科维奇最早的画像，表现了这种顽强和内心的专注。”事实上，无论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哪个年代，他都能让自己成为肖斯塔科维奇。叔本华在《自然界中的意志》里确认了这一点：“……甚至在最低的等级上，它也存在，虽然只是刚刚能察觉到；那末，等级越高，它的覆盖面就越广，留下的阴影也越多；最后，在最高等级上，它给万物投上了阴影——直至到达顶点，它才在我们自己的现象存在中作为意志将自己展现给我们的意识。”

     有时候，木心先生说起自己如果去拜访张爱玲会是怎样的情景，和鲁迅先生见面，又是怎样的，在大观园里，谁会和他谈得来。木心先生自由地穿梭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书房里，哪个时代标签，于他，都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