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杨瑞霞

受访人：王  彪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忧郁的日子里来见您。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捱了那么样多的煎熬，探了那么多的门牌号码，费尽周折，终于站在了您——一个有力量的人面前。他强打精神，满怀歉意和预支的感谢，献上殷勤，指着自己的心脏、胸口或某个部位：这儿、这儿……他选中了您，也就把身体的支配权给了您，把荣誉和信任给了您——仰仗您能挽救他，留住其未来的时光和幸福。总之，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见您的。无论一个平素多么轩昂和自持有力的人，此刻，他的眼眸深处都跳烁着一粒颤抖的火苗——请救救我。”

大概是在两前年的某一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已经想不起作者是谁了，但是我还能记得，当时我看到这段话时，心中遍布的伤感。是的，不论“他”是谁，不论“他”曾经怎样的强悍，但在某些时刻，他的无助和脆弱，都会使他看上去像个单簿的纸人。而生命的无常，又注定了在我们的一生中将有很多这样的时候让我们孤独地去面对，我、你、他、我们所有的人，哪个又能说我们从未有过，而且以后也不会有那样的时刻呢。

两年后的一天，当我面对着采访对像王彪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这段话突然在我的记忆深处复活，并在脑海中盘旋不已。眼前的王彪，在六月的炎热天气里，穿着一件长袖的衬衣，扣子扣得很严，背着一个深色的旅行包，近视镜片上有几道破碎的纹路。见到我后，他说的的第一句话是：“我终于找到了倾诉的对像，而且能通过您向更多的人倾诉了。”说这话时，他周身散发出孤独、疲惫的气息，他忧郁的眼神，还有他脸上不时闪过的忻盼、失落、愤怒相交织的表情，让我想到，在到达这里之前，他一定独自走过一段漫长而泥泞的历程。这一切使他看上去多像那段话里的那个“他”呵，那么我又是谁，此时此刻，难道我是那个“有力量的人”吗？想到这儿，我恍然而悟，原来人生舞台上的角色是可以这样置换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那个软弱的、需要帮助的人，而有些时候，我们又可能是那个强大的，让人觉得可以把自己交付给你的人。

随着王彪的回忆，我得知他小时候是个天资聪颖、出类拔萃的孩子。

“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我家是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他甚至可以左右开弓同时打两只算盘，就像现在的电脑高手，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在家务农。也可能是因为不得志吧，他的脾气很暴燥，什么事儿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家里的气氛总是很压抑。

也许是来自于父亲的遗传，我小时候应该说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刚上小学时，我拿根小棍在地上写字，引来老师的赞叹和同学的围观，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读，开师生联欢会，我被老师点名出来唱歌，老师们在一起议论，说我将来一定是重点大学的苗子，前途无量。

初中时，我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开学后因故半个学期没去上学，我在家自学，插班后没几天，参加了数学考试，我取得了全班第三名的好成绩，班主任惊讶不已，他说：“没想到你自学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很快我在的优势又在中学里显露了出来。数学老师把我的作业当标准答案在班上念，作文几乎每篇都被当做范文，物理考试全班第一，老师上课时说：“王彪，站起来，让我看看！”一开始，由于落课多，英语不太好，英语教师说：“如果英语学不好，你将来考大学肯定没希望。”当时就把我说哭了，于是我下苦功学英语，成绩进步很快，不久就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市英语比赛。就这样，我又在学校出了名，又一次被老师公认为“栋梁之材”而得到了特别的重视。

在环境的影响下，我也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可造之材，将来一定能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我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论做人还是学习都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因为性格比较内向，家里又是那样的气氛，所以我把所有的想法都放在心里，从不和别人说这些。现在看来，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很重的心理负担。”

王彪说，上初中二年级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眼睛近视了。当时他的心里充满了惊惧，感觉像被某种可怕的东西击中了。因为从小他就和周围的很多人一样，认为近视眼是一种残疾，是被人们嘲笑和作弄的对像，心里一直对此怀着很深的恐惧感，而且从上学起就注意防范，结果却没能幸免。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在我十三岁那年，我家的小院子里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一幕。那天晚上，我站在院子里，无意中一抬头，发现天上的一轮弯月，再没有了往日清晰的轮廓，变成了模糊的一团光影，惊异之中，忽然想到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当时觉得很伤心，很害怕，也很孤独，就站在院子里悄悄地哭了。现在我想，那是一个孩子在第一次面对自己的缺憾时，一种本能的恐惧与失落。而且我就是从那一刻突然间明白了，原来我是独自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我必须自己面对自己的一切呵。然而，尽管这些在一个孩子心灵中引发的震撼是那么的巨大，可是对于这个粗糙的世界，它却往往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谁又会想到这件事对王彪这样一个骄傲和敏感的孩子来说，它的伤害有多大，甚至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呢。长期以来学习的紧张和内心的焦虑，本来已使他的承受能力变得很脆弱，就像失去了弹性的弹簧，而眼睛的近视，便一下子把他的心里平衡给打破了。

“眼睛近视了，不得不戴上了眼镜。我讨厌眼镜，我认为它标志着我的残缺，打破了我的完美。而且只要我一戴上眼镜，就像孙悟空戴上了紧骨咒，好像有人不停地在背后念咒，让我不得安宁。时间不长，我就不知不觉添了个习惯，就是要求眼镜的各个部件像鼻托什么的一定要对称，镜腿更得平行，否则，我就要反复地调整，直到我认为完美了为止。现在看来，一是当时我心理开始出了毛病，二是那时家里给买的廉价眼镜也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不管怎么说，就是从那时起，我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到了初三，我的学习已经受到影响，不得已，我向家里提出，能不能给我配副隐形眼镜或者做近视眼矫正手术，当时家里经济不很宽裕，而且父亲也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心里问题障，我的要求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中考时，我这个名闻全校的尖子生，没能考上重点学校。到了高中，因为思维总是受到干扰，成绩再也不像初中时那么好了。高考时，只考取了省内一所普通大学。”

王彪是在大学里认识到自己的心理出现了问题的。农村孩子考大学一般只为了从此跳出农门，根本不会考虑本人的兴趣和爱好，王彪读书的学校和专业都是父亲和大哥给他选的，他并不喜欢，但是争强好胜的天性又使他强迫自己一定要学好，所以内心很压抑。渐渐地他的心理问题也就越加严重了。他说，当时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对眼镜更加挑剔，经常把眼镜放在桌面上检查、调试，一个地方弄不好，就听不下课去。二是因为学的是生物，看过各种细菌的挂图，就觉得到处是虫子，每天洗很多次手，还觉得不干净。三是性格郁闷，紧张多疑，不能与同学们轻松地相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学习，就是智商再高，也难以取得好成绩，他为此很苦恼，但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也没有方面的医生，后来，他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医学书，对照上面所写的症状进行自我诊断，觉得自己的情况比较接近心理疾病中的强迫症。

“书上介绍说，像我这种情况可以通过音乐疗法或行为疗法恢复正常，不用吃药，也花不了多少钱，只要有人配合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于是我决定休学一年，回家换换环境，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调整一下心态，等治好病，再回校学习。当时，我做出这个决定实际上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承认自己有病，就像当初发现自己近视了一样，心里也很惶恐，但是我毕竟是个大学生了，承受力强了些，知道有些问题必须是要敢于面对才能解决。

要把我的想法付诸于行动，首先我要征得父亲和大哥的同意。从小到大，我很少有事情是能够自己做主。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那么孤独无助，也非常最渴望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帮助。于是，我给父亲和大哥分别写了信，向他们说明我目前的状况和今后的打算。

没想到，这两封信竟然在家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父亲和大哥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去看待这件事，他们根本不去面对我有病的这个基本现实，而是说我捣蛋，是想退学。大哥还代表父亲来到学校找我，第一，说服我打消那个念头，第二，如果说服不了，就要实行“武力镇压”。他说服我的理由是“那个没事”，而父亲带给我的话则是“别没病找病”。当时我心里的失望和难过真是无法形容。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思想比较陈旧、顽固，而大哥却在省城工作，还是个机电工程师，没想到他也这么愚昧。而在我那个家里，除了父亲，大哥便是最高权威了，他根本不容我辨解，说休学是根本不可能的，死了那份心吧。没办法，我只好留在学校，硬着头皮继续学习。大哥回到家里，把他看到的我的情况，按照他的理解，通告了全家，说我根本就没病，是在胡闹，父亲就更觉得他们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了，所以一家人都不承认我有病，更不给我治病。

我还记得，那年放寒假，我回到家里，本想找个机会再和他们谈谈，说出我心里深藏的苦恼，可我刚一开口，家里人就开始对我说三道四，大哥还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你出去看看村里的某某和某某”我知道他说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老光棍，一个是因为精神病离了婚，他这么说，分明是在骂我，这不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吗？”

听着王彪对我讲述这些的时候，我看的出，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年的时间了，他依然对当时的情景铭刻在心，这足以说明当初家人的那些做法对他的伤害之深了。于是，我想，即使是最亲近的人，其实也是很难完全了解另一个人内心痛苦的真相的，特别是这种心理疾患带给人的痛苦。我在设想，假如王彪当初是身体上得了病，父亲和大哥对他肯定不会是这般的漠视和拒绝，而很可能是焦急万分地带着他四处求医。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重视身体健康一样重视人的心理健康，才能像观赏大自然的五颜六色一样欣赏和包容每个个体生命独具的个性魅力呢？

在遭到家人的粗暴干涉之后，王彪只好偷偷地地给自己看病，毕竟是孤军奋战，没有亲人的援助和配合，所以效果不是很好。

“三年后，我糊里糊涂地毕了业，由于成绩不好，被分回老家，工作条件艰苦，还发不出工资。我感觉自己被推进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越挣扎离原来的目标越远了。后来，我离开单位，抱着自己打工挣钱给自己看病的目地去了南方，人生地不熟，吃了不少苦头。几年之后我又回到老家，依然是边打工边治病。那些年也不能说没有过机会，但是因为有心理障碍，一些好的机会没能把握住，所以生活、事业、感情各方面都很不如意，越是这样，我的病也就越严重了。终于，有一天，我病急乱投医，自己找到了本地农村的一家精神病院，本来想咨询一下，过了几天，却被他们从家里“请”了进去，经过他们简单粗暴的治疗，结果把我的心理障碍治成了精神分裂症……

那些天，我已经失去了自控能力，精神完全错乱了，成了一个真正的疯子，这时，我父亲和大哥他们才不得不把我送到了省里的医院。花了不少的钱，受了很大的罪，最后总算是把精神分裂症治好了。而我已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到现在一事无成……有时，我会想起小时候我踌蹰满志的样子，我真不敢相信，我这一生会是现在的模样。”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听着这样的故事，我感到自己的心在疼痛，我想起了那句名言“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然而，此时此刻，我更关注的是他的现在，他生活的怎样，他走出了那个泥沼了吗，他的世界还在下雨吗？

王彪说，他的工作并不如意，婚姻是因为年龄大了凑合而成的，所以也不很美满。但是虽然这些年的不幸已让他元气大伤，但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因为英语基础比较好，所以我国加入WTO之后，他开始自学经贸英语，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作出贡献。他现在也很注意心态的调整，他还给自己取过一个网名叫：“雨过天晴”，他说，你想想，滂沱的暴风雨过后，空气新鲜，艳阳高照的情境是多么的美妙，还才是我一生追求的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