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去年底,中国青年报记者燕舞和我做了一个访谈。因为篇幅比较长,就分几次连载。
采访手记(燕舞)
“女性作为文学构成中无比鲜活灵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们的创作活动以及文本形象,有着一种让我非常迷恋的致幻效果。”2005年岁末,洁尘出版了她的第14部作品——随笔集《提笔就老》。一惯懒散的我央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李炳青女士(也是胡兰成《今生今世》的责编)快递一本,她嗓门儿很大:“我的样书早都送完啦!”
采访手记(燕舞)
“女性作为文学构成中无比鲜活灵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们的创作活动以及文本形象,有着一种让我非常迷恋的致幻效果。”2005年岁末,洁尘出版了她的第14部作品——随笔集《提笔就老》。一惯懒散的我央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李炳青女士(也是胡兰成《今生今世》的责编)快递一本,她嗓门儿很大:“我的样书早都送完啦!”
寻着《提笔就老》径直去了北师大东门对面的“学而雅”书店,掌柜的告诉我洁尘2000年出版的《私人版本》也刚刚再版——当然纳入囊中,绿色的封面比紫色的《提笔就老》还要吸引我。掌柜的还想多卖一本去年底三联推出的洁尘绘本随笔集《遁词》给我,只是刚刚告罄。
《提笔就老》的副标题“洁尘的女人书”名副其实:洁尘谈的全是艾瑞卡·琼《我挡不住我》、达契娅·马拉伊尼《惶惑的年代》和吉本芭拉拉《厨房》这样的女性写作和文本中的女性。
洁尘一任她的直觉她的细腻在那些曼妙的文字中流淌,她会说“一个女人可以没有一切,但怎么着也得有个家啊,仿佛蜗牛必须要有个壳。我实在不明白,夏奈尔连家都不要,那她要其他那么多干什么?”作为“名记者”的法拉奇不怎么让她感兴趣,反而是“孕妇法拉奇”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让她“有一种遥远的亲切——哦,她怀过孕的!”
洁尘也让我觉得并不遥远。几个月前她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文章里提到给她寄新版《杜拉斯文集》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周冉小姐,我就想这正是我有过工作往来的编辑呢。知道《提笔就老》上市,刚好翻完11月底的《南方人物周刊》“四川人是天下的盐”专辑。专辑的一张成都文化名人的集体照里,在著名女诗人翟永明的身旁,洁尘就那样坐着,微侧着脑袋,目光幽幽的。只有登陆她那个拥趸70万的博客“洁尘的私人版本”,才知道其实那时她因为上火嘴上生了一个小泡泡。
在北京50年来最低温的天气里,我很久都不去报社了,就窝在家里书桌前洒满阳光的椅子里读《提笔就老》,一笔一划地读,通宵达旦地读,像在和一个素未谋面的故人聊天一样地读。
一字不落地读完洁尘的14万字,一个洋洋洒洒20个问题的采访提纲也在凌晨四点半拟定了。提纲发到洁尘的工作邮箱,我执拗地相信她会很愉快地接受我的访问,而且还在邮件中反客为主地要求她“能抽出一个静心的晚上轻松笔复”。收到访问提纲的12月16日当晚,洁尘就回复了:“好厉害的一份采访提纲!它激起了我很强的交流意愿”,“我会静下心来仔细回答你的问题,也借机梳理一下我自己。”
提的问题有些多,让洁尘觉得笔复“比写专栏稿难写多了”。12月19日的午后,在小区的垃圾站淘旧书,恰好收到洁尘短信,一如想像的温婉:“你好!我是洁尘,可否用电话录音采访的方式?”,因为“眼睛用狠了,尽量少用眼”。访问预约的成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就知道洁尘一定会接受我的访问,而且这个访问会特别愉快。
12月20日上午,正式采访应验了我的美好预期。电话里的洁尘声如其文、声如其人。她会不住地赞叹“蛮好的”、“蛮好的”,还会礼貌地征求你的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么?”四十岁不到的洁尘还喜欢说“我年轻的时候”。
两个小时的电话访问转瞬即逝,但可以确定,这次访问是我今年圣诞节前最大的快乐之一。谈话的无比愉悦足以支撑我午饭都不吃,趁热打铁地整理出下面这篇访谈。直到夜幕降临,可以安心地去晚饭了,内心里一阵激动:“采访洁尘,蛮好的。”
媒介只是媒介而已
问:首先想请您简述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和从业经历。您就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大致是什么时候,那时就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了么?此后的文化记者和副刊编辑职业是不是不太容易让您找到工作成就感,或者说满足不了您的写作欲望?您在四川文艺出版社时责编的《发现李庄》感觉比较人文,是因为它有悖于“码洋就是硬道理”的功利化出版环境,才让您下定决心回家开始职业写作的么?
洁尘:我父母是大学同班同学,19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就是现在的北方交通大学。后来一起分配到成都铁路局工作。现在父母退休了,但都还住在铁路局的大院里。我也在那个大院长大,小学,中学,都上的是铁路局的子弟校。1985年我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毕业。最早发表作品,是15岁时在《西南铁道报》上。高中、大学时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大量发表作品大概是1993年,进入了我所说的常态写作,也就是差不多每天都写。
我曾经在《成都晚报》工作过,做了七八年记者后转为副刊编辑,后来调到出版社。贯穿其中的是我的常态写作。其实,记者和编辑工作我蛮喜欢的,但写作还是我的最爱。离开了之前这些工作都是为了保证写作的专注和精力。以前年轻时精力顾得过来,可以白天出外采访晚上回家写作,但现在不行了。这是我回家写作最重要的原因。
后来调到出版社要坐班,我不习惯;坐班时那怕没别的什么事我也不能写作,我对写作环境比较挑剔,一般只能在自己的书房里写。媒体非常锻炼人,虽然当时的过程非常烦琐,但做几年下来,事后你会发现对你非常有好处。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媒体生活。呵呵,我劝你还是多做几年媒体。
问:谢谢您的建议。从1997年10月第一本散文随笔集《艳与寂》到最新的这本《提笔就老》,您的14部作品中,长篇小说只有《酒红冰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和《中毒》(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两部。您更多是被读者作为一位专栏作家而熟悉,您会觉得尴尬和遗憾么?
洁尘:我被读者作为“专栏作家”熟悉并不觉得尴尬和遗憾,没什么异样的感觉。媒介只是媒介而已,报刊、网络、图书都是媒介,关键是作者自己作品的品质。专栏的好处是传播广、读者多,但也有坏处,受篇幅所限一般要求千字文,而且强度大密度大,有时作者会有透支的感觉。我尽量把专栏写作和计划中的写作协调起来。可能写了这么多年有一点资格吧,媒体还是比较迁就我,一般我都放开写,长了就裁成千字文,出书时再全文呈现出来。
问:您迄今为止的写作以随笔为主是因为什么缘故?用您《东京的三个女人》一文中的判断足以解释全部原因么,即“随笔是所有文体中最能体现作家的自身特点的”?大多数写作者内心都可能把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放在价值序列的第一位,您也会这样么?
洁尘:我尽量避免专栏写作对我不好的方面,让专栏和我的书互为补充。我也有意识减少了专栏写作,但专栏相当于我上班的薪水,还是很重要的。我的个性、气质类型和写作准备,可能都适合随笔吧。我在随笔方面比较自信,但我还是把小说放在你说的价值序列的第一位,只是目前我对小说写作的信心和努力都不足。
问:同样是《东京的三个女人》中,您评价日本通俗文学的红人林真理子时说,“一个在随笔里如此笨拙滑稽的女人,在其小说中却有着相当出色的穿透力和表现力,她丝毫也不浪漫,一眼洞穿红尘男女那些个自欺欺人的爱情幻觉,下笔如刀,切割麻利,看得人钦佩不已”。那随笔里的洁尘和小说中的洁尘又具体有什么不一样?
洁尘:这很微妙。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都觉得我的小说没有我的随笔成熟。随笔里的洁尘比较成熟、从容,表达力和穿透力更强。可能是小说这门手艺我掌握得还不太好。我现在还没死心,还希望以后能写出好的小说,如果过了几年真的死心了也许就不写小说了。
问:时尚是您的随笔写作的一大主题,这次再版《私人版本》,您说“对时尚的关注和表达,我现在更多是在生活上得以体验并乐在其中,但从写作主题上讲,我已经开始一点点离开它了”。生活中的您究竟怎样个时尚法?我印象中的成都似乎是一座和时尚有些遥远的城市,您是如何理解和把握时尚的?又是如何将之有效转化为耐读的文字的?您分析人们对于李碧华态度比较暧昧在于“她是一个与时尚贴得太近的香港专栏作家”,您对自己有这样的担心么?
洁尘:成都虽然是内地城市,但却是一个很潮流化的城市。我的日常生活与一般城市女人没什么两样,有物质主义倾向,但提醒自己不要太过分。我的日常时尚与时尚杂志里奢侈品展示的顶级时尚是不一样的,我把时尚当作审美对象加以玩味。比如时装,也可以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因为女人天性对这些有亲近感。
我有篇旧文章《时尚与经典》谈过类似问题:实用主义者弄出来的东西也许会在不经意中成为传世之作,而某些主旨先定刻意经典的作品也许因身子骨单薄,难以承担其伟大的意义,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訇然倒仆。有大抱负固然很好,但它并不能成为品质的保证。
作家没有必要躲避时尚之嫌,经不经典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只要写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可以了。主题没有轻重、高低之分。很多年之后会转化,有点辩证法的意味,现在的时尚可能变成多年后的经典。我说我现在离时尚远些了,那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对时尚不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勃勃了。
媒介只是媒介而已
问:首先想请您简述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和从业经历。您就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大致是什么时候,那时就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了么?此后的文化记者和副刊编辑职业是不是不太容易让您找到工作成就感,或者说满足不了您的写作欲望?您在四川文艺出版社时责编的《发现李庄》感觉比较人文,是因为它有悖于“码洋就是硬道理”的功利化出版环境,才让您下定决心回家开始职业写作的么?
洁尘:我父母是大学同班同学,19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就是现在的北方交通大学。后来一起分配到成都铁路局工作。现在父母退休了,但都还住在铁路局的大院里。我也在那个大院长大,小学,中学,都上的是铁路局的子弟校。1985年我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毕业。最早发表作品,是15岁时在《西南铁道报》上。高中、大学时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大量发表作品大概是1993年,进入了我所说的常态写作,也就是差不多每天都写。
我曾经在《成都晚报》工作过,做了七八年记者后转为副刊编辑,后来调到出版社。贯穿其中的是我的常态写作。其实,记者和编辑工作我蛮喜欢的,但写作还是我的最爱。离开了之前这些工作都是为了保证写作的专注和精力。以前年轻时精力顾得过来,可以白天出外采访晚上回家写作,但现在不行了。这是我回家写作最重要的原因。
后来调到出版社要坐班,我不习惯;坐班时那怕没别的什么事我也不能写作,我对写作环境比较挑剔,一般只能在自己的书房里写。媒体非常锻炼人,虽然当时的过程非常烦琐,但做几年下来,事后你会发现对你非常有好处。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媒体生活。呵呵,我劝你还是多做几年媒体。
问:谢谢您的建议。从1997年10月第一本散文随笔集《艳与寂》到最新的这本《提笔就老》,您的14部作品中,长篇小说只有《酒红冰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和《中毒》(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两部。您更多是被读者作为一位专栏作家而熟悉,您会觉得尴尬和遗憾么?
洁尘:我被读者作为“专栏作家”熟悉并不觉得尴尬和遗憾,没什么异样的感觉。媒介只是媒介而已,报刊、网络、图书都是媒介,关键是作者自己作品的品质。专栏的好处是传播广、读者多,但也有坏处,受篇幅所限一般要求千字文,而且强度大密度大,有时作者会有透支的感觉。我尽量把专栏写作和计划中的写作协调起来。可能写了这么多年有一点资格吧,媒体还是比较迁就我,一般我都放开写,长了就裁成千字文,出书时再全文呈现出来。
问:您迄今为止的写作以随笔为主是因为什么缘故?用您《东京的三个女人》一文中的判断足以解释全部原因么,即“随笔是所有文体中最能体现作家的自身特点的”?大多数写作者内心都可能把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放在价值序列的第一位,您也会这样么?
洁尘:我尽量避免专栏写作对我不好的方面,让专栏和我的书互为补充。我也有意识减少了专栏写作,但专栏相当于我上班的薪水,还是很重要的。我的个性、气质类型和写作准备,可能都适合随笔吧。我在随笔方面比较自信,但我还是把小说放在你说的价值序列的第一位,只是目前我对小说写作的信心和努力都不足。
问:同样是《东京的三个女人》中,您评价日本通俗文学的红人林真理子时说,“一个在随笔里如此笨拙滑稽的女人,在其小说中却有着相当出色的穿透力和表现力,她丝毫也不浪漫,一眼洞穿红尘男女那些个自欺欺人的爱情幻觉,下笔如刀,切割麻利,看得人钦佩不已”。那随笔里的洁尘和小说中的洁尘又具体有什么不一样?
洁尘:这很微妙。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都觉得我的小说没有我的随笔成熟。随笔里的洁尘比较成熟、从容,表达力和穿透力更强。可能是小说这门手艺我掌握得还不太好。我现在还没死心,还希望以后能写出好的小说,如果过了几年真的死心了也许就不写小说了。
问:时尚是您的随笔写作的一大主题,这次再版《私人版本》,您说“对时尚的关注和表达,我现在更多是在生活上得以体验并乐在其中,但从写作主题上讲,我已经开始一点点离开它了”。生活中的您究竟怎样个时尚法?我印象中的成都似乎是一座和时尚有些遥远的城市,您是如何理解和把握时尚的?又是如何将之有效转化为耐读的文字的?您分析人们对于李碧华态度比较暧昧在于“她是一个与时尚贴得太近的香港专栏作家”,您对自己有这样的担心么?
洁尘:成都虽然是内地城市,但却是一个很潮流化的城市。我的日常生活与一般城市女人没什么两样,有物质主义倾向,但提醒自己不要太过分。我的日常时尚与时尚杂志里奢侈品展示的顶级时尚是不一样的,我把时尚当作审美对象加以玩味。比如时装,也可以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因为女人天性对这些有亲近感。
我有篇旧文章《时尚与经典》谈过类似问题:实用主义者弄出来的东西也许会在不经意中成为传世之作,而某些主旨先定刻意经典的作品也许因身子骨单薄,难以承担其伟大的意义,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訇然倒仆。有大抱负固然很好,但它并不能成为品质的保证。
作家没有必要躲避时尚之嫌,经不经典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只要写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可以了。主题没有轻重、高低之分。很多年之后会转化,有点辩证法的意味,现在的时尚可能变成多年后的经典。我说我现在离时尚远些了,那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对时尚不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勃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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