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影史的序幕由张石川郑正秋写就，从“西洋镜”到“影戏”，彼时的电影经历了极其商业化的年代，在残酷的竞争之后，终于迎来了电影业的繁盛。风雨如晦的三四十年代，国难当头，一批留洋的青年才俊，循着前辈的足迹，将文明戏的批判火种带到了电影业。镜头抑或台词，手持导筒者将矛头总是对准虚伪腐朽的现实，企图在黑暗压抑的社会氛围里撕扯出一道光来。欧阳予倩、胡适、郭沫若、曹禺、阳翰笙、阿英、陈白尘……他们让人性压抑和制度丑恶成为历史反思的主体，由此唤醒民众，救亡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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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电影业在短暂而又漫长的停摆之后，重新进入残酷的商业竞争。虽票房趋向井喷，题材杂冗，但更多的却是粗制滥造，匆忙上马。在中国电影尚未学会真正讲故事之前，电影语言的艺术探索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它自身最重要的主题。巧合的是，历史的某些段落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代电影的创作和商业状况像极了民国电影草创时期的氛围。在众说纷纭中话剧界精英由剧场走向了大银幕，为孱弱的中国电影带去了故事，带去了人物，带去了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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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驴得水》的故事从话剧改编而来，2012年导演周申、刘露创作完成剧本大纲，在长达4年的小剧场实验中，《驴得水》的故事和人物不断被修正和改变，在遵循斯坦尼体系“真实即美”的审美哲学指引下，最终走向了成熟。电影版的《驴得水》成功复制了舞台上激烈碰撞的人性冲突，将人的底线，知识分子的底线通过一个荒诞不经却又令人不忍直视的方式展现出来，喜剧内核包裹下的极端寓言讽刺，让走出剧院走出剧场的人，获得某种道德审视和反思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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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得水》原初创意来源于一个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后来编剧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回溯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成为历史纵深中处的有力回响。由此这个文本本身便和民国电影、民国话剧产生了千丝万缕的文本勾连。尽管创作者无意识将二者混同在一起，但从精神气质上是来说二者又是出奇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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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者清楚的知道，要让观众能够坐在椅子上踏踏实实地听完后面的故事，首先得让他们自由发笑。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喜剧电影，有着严肃追求的中国喜剧电影，它在开篇为埋下包袱所使用的对比和反差技法，不能用戏剧批评的方式去评价它的好坏，因为在没有观众之前，所有的严肃和先锋都显得过分沉溺于个人趣味，所谓时代表达和社会观察就会既没有观众基础，也没有现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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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圈儿里的话剧力量不容小觑，它代表了一股新鲜的戏剧式的电影创作风格，尽管未来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待他们集中闯过“讲故事”、“讲有余味的故事”这一关之后，所谓电影语言和美学的探索就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下一个主题。（蔡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