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人行》之前，杜琪峰翻拍了林奕华执导张艾嘉编剧的舞台剧《华丽上班族》。这部都市职场轻喜剧，杜琪峰用了颇为实验的手法来完成，在充满矛盾与机变的埃舍尔空间里，后现代都市职场人像太过用力的跳蚤一样试探着生存。无所不在的时间象征，黑色气质的布光，微缩景观与包豪斯主义的空间造型，在张叔平的助力下，“雪茄杜”玩了一把现代主义的电影实验，尽管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和落入窠臼的剧情被人诟病。“我拍了太多枪战、黑帮片，也应该感受一下一个好的drama电影。”实际上，杜琪峰在创作《华丽上班族》时开始了自己新的美学转向与叙事选择。

《三人行》更是全部故事都发生在巨大影棚之内的“医院”之内，宁肯耗费数千万也要更为密闭的意识舞台，从而《三人行》顺利实现为香港的提喻。杜琪峰以几乎封闭的医院作为香港的结构式寓言，最专业的医、警、匪，最终各自丧失了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象征着香港社会的混乱与无解，警匪的外显与内在的蕴含都足够多义，医生能开这个社会的脑吗？病人多多病症复杂，价值观冲突、对历史和现实的评价不一、更是看不透未来、尤其是找不到到明天的路。自以为拥有无限开火权的警匪、对专业充满执念的医，都完全建立在自我优先的基础上，于现代社会专业分工中落入坚硬的迷失，终究在舞台-戏剧的向下延伸的缺口中，医和警拽住纠缠在半空中的匪，三人行到最后，是幡然醒悟，或者痴呆无我。

舞台剧的造型与叙事

《华丽上班族》全部场景在摄影棚内拍摄，在一个可以自由布局的空间内，杜琪峰可以随意展开摄影机运动和演员走位的设计，最终完成杜式风格的场面调度。电影中的角色也与他前作中的人物设计发生了极大变化，那种强调人物性格导致故事冲突，从而产生“戏剧化”的叙事，现在开始成为他的导演风格的一部分。《华丽上班族》情节剧模式披上了舞台剧风格的外衣，但本质上它的叙事还是古典主义的。在此之前，杜琪峰作品更多的是一种采取猫捉老鼠式扑朔迷离甚至是破碎的后现代叙述结构，《暗战》《枪火》《放•逐》都是对传统黑帮片和英雄片的解构和重组。

植根于舞台剧和戏剧美学的尝试，让杜琪峰为他的电影美学选择了新的叙事方式和结构语言，在《华丽上班族》之后，《三人行》更加直观的将这种风格贯彻到底。《三人行》的所有故事场景全都发生在医院，医院空间的搭建同样是在摄影棚内完成，外景实拍在杜琪峰最近的电影里似乎都被舍弃。不管是他出于规避内地拍摄时，场地审批的繁琐程序，还是有意为之的一种美学选择，这跟他此前的作品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我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作者风格的强化，舞台剧的空间布景无疑要求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造型。这跟杜琪峰自己的美学趣味也有关系，他从来都是喜欢极度风格化的导演和电影，不论是黑泽明、梅尔维尔还是山姆·佩金帕。换句话说，舞台剧风格更加符合他“控制狂”的工作方式。

杜琪峰的导演意识深入到了场景的搭建和空间的布置，棚内拍摄恰好能够满足他对所有细节都能控制的欲望。蓝、绿、白是医院场景的主色调，现代人冷漠疏离甚至被制度和规则异化的心理在这种稍显阴郁的氛围内弥漫开来。杜琪峰电影中常见的道具在《三人行》再次派上用场。窗帘、走廊、楼梯、门，它们既是推动叙事的关键性道具，也成为人物道德与私欲选择之间的一种隐喻。它们既能充当个人隐私的保护膜，又是附在真相之上的一层纱帐。撕破它们，窗帘背后发生可能就是一场栽赃陷害的大阴谋。

医院空间内随处可见的门，让杜琪峰电影里独有的演员站位和摄影机角度再次成为银幕里最值得品味的几个镜头。低调布光配合演员紧张的情绪，戏剧化的冲突得以彰显。影片高潮，杜琪峰设计了一场长达五分钟，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同样是场枪战，《枪火》用分镜头的场面调度完成了紧张刺激的大决战，从实景拍摄的角度来说，只要事先画好分镜，标清楚演员走位，摄影师就可以完成导演的要求。《三人行》里的长镜头难度就相当大，看似是升格镜头，实际上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慢动作，最后再配合威亚和后期特效完成。这段镜头杜琪峰动用了250人筹备了60天，前后排演4天拍摄15条才达到拍摄要求。银河映像成立20周年，这样的努力格外具有意义。

古典主义叙事的回归

颇有意味的是，在叙事结构上，杜琪峰似乎也延续了《华丽上班族》情节剧模式，做了一次回归古典戏剧叙事的尝试。在“三一律”的指引下，他完成了警察、医生、罪犯三种职业的角色在医院场景里，冲突的产生，悬念的营造，高潮的爆发，结局的逆转。

“3”这个数字在戏剧中拥有神奇的魔力，人物动作的重复，道具的出现等等，它代表了戏剧创作中一种规律性的法则，观众可以被潜移默化的牵引到叙事中。《三人行》里，除了三组人物之间的利益纠缠，贯穿全片的开颅手术，暗藏秘密的口哨声也是通过不断的复现来推动故事的讲述。影片开头，“开颅手术”过后，警察护送罪犯来到医院急症室，移动长镜头营造出紧张慌乱的现场气氛，这跟《华丽上班族》开场段落主人公李想穿越人群赶去上班的段落出奇的一致。紧接着一大段略显冗长的对话，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这段台词带有着非常明显的舞台剧风格。完全依赖对白来讲述故事，而不是用视听语言，让人误以为进错了电影院，杜琪峰沉默冷静但又略显夸张的人物统统不见了。好在进入影片高潮，警察和罪犯都在等待探视时间到来，人物动作和镜头画面才被鲜明的杜氏风格所代替，从而缓解了略显直白技法的尴尬。

《华丽上班族，》《三人行》一前一后，作为一个有着完整叙事策略的作者导演，没办法将二者的创作截然分开，呈现在这两部电影中的美学风格似乎也有某种统一性。

命运的失控与无常

隐藏在“戏剧化”叙事背后的宿命感或许是《三人行》探讨的一个主题。钟汉良被铐在病床上，他向古天乐和赵薇讲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哲学问题》当中谈到的一个故事：一只火鸡被圈养在农场里，农夫天天来给它喂食，从不间断。火鸡觉得农夫对它很不错，十分信任他。再平常不过的一天，火鸡依旧在等待农夫的投食，却没料想到等来了农夫的感恩节，农夫挥刀就把火鸡宰了。

墨西哥导演伊纳里图•冈萨雷斯在《爱情是狗娘》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台词：“人类一计划，上帝就发笑”。钟汉良在电影中用罗素的哲学故事对古天乐的“绥靖策略”表示了不屑，如果古天乐真的可以将“栽赃计划”彻底实施，那电影也到此结束。

杜琪峰在《三人行》里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失控”的故事，“失控”某种意义上都源自于欺骗或者自我欺骗。医生觉得凭借自己的医学智慧可以解救病人于苦海，可是过重的职业压力使得她的好几次手术都以失败告终。警察认为通过缜密的计划可以让自己的同事免遭惩罚，将所有的罪状都推到罪犯身上。罪犯抽身于警察和医生的共同罗织的骗局之外，暗自盘算着逃跑之路，可是体内的子弹让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控制局面，但宿命的偶然性让所有的逻辑链条都断裂，最后你只能接受上帝的安排。在杜氏影片中, 充满着对生存的荒诞的表现: 在人之外总有一种人无法自主的力量来与自我对立。《三人行》继承了对于命运的和选择的严肃讨论。正邪难分、身不由己、命运的难以把握、资本异化等, 在杜琪峰和银河映像的的其他警匪、黑帮影片中也无处不在。《三人行》原始创意来自于李国修的舞台剧《三人行不行》，原剧中的角色、身份、性格和目的不断的转换，其过程和结果充分表现了人性的不可靠。

《无味神探》的警察物欲化的精神生活后面冷漠的夫妻关系，《再见阿郎》江湖不再、英雄不再的处境带来的精神漂流与寻求家的感觉的心灵悸动与抗争，《一个字头的诞生》命运抉择的无奈以及虽似自主却身不由己的哭喊，《两个只能活一个》大限来临的爱情抉择与抉择的无力，《非常突然》自我意识到的爱情幽默和决战胜利的力量及力量对抗后的失败带来的全军覆没，乃至《全职杀手》中对“亚洲第一杀手” 的理想追求带来命运的捉弄，最后因为脑疾功亏一签的悲剧。《暗花》中的主人公的奋起反抗只是处于利益之争之间身不由己，维护正义的代表却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虽死也死得莫名其妙。

香港提喻法

杜琪峰在多次访谈中，将自己的创作轨迹分为三个阶段, 其中1996 年之前的创作是纯商业阶段，1997到2003是作者风格确立阶段，2004年已降，他“希望白己的电影往文学化和文学深度方面转变, 尽可能把深刻的精神理念、人文理念、历史观念放入电影中, 提升电影的文化深度和意义内涵”。《三人行》尽管是杜琪峰北上的商业制作，但其镜头语言和文化表达依旧是香港文化的一个表征。

现代社会的荒诞感，让价值失序，让信任背弃，杜琪峰的电影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市民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他是主流电影中的一个另类，通过风格化的导演手法，或隐晦或直白的说着现实社会的丑与恶。潜藏在文本背后的价值批判在高智商罪犯（钟汉良饰）所代表的知识和精英的逆反，精神病人（卢海鹏饰）的末世狂欢，警察（古天乐饰）在制度内的游戏，医生（赵薇饰）被异化的职业追求之间默默展开……而这一切都是关于香港这座一直找寻自我主体性的城市。能不能找得到，任何电影都给不出答案，现实的生活却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