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大灾之后，必有凶年。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灾荒、战乱之后紧接着都会暴发大规模的疫情。即使到了近代，一战之后仍然在欧洲暴发了大规模的瘟疫，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一战的战争伤亡。而在我国历史上则同样是触目惊心，如建安22年的那场瘟疫差不多到了十不余一的地步；此后因战争而激发的瘟疫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而在王朝更替时更是不可避免。

明末陕西农民起义长达17年，其中所历大小战争无数，这自然为瘟疫的爆发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自崇祯九年开始华北诸省连年瘟疫，死亡枕籍，严重削弱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军队中也爆发鼠疫，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大明劫》取材于明亡两年前的郏县之战前夕，彼时恰逢时疫大发，戴立忍饰演的孙传庭与冯远征饰演的游医吴又可联合扑灭瘟疫的故事。

《大明劫》以细致地手法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没日劫争的图像，让我们直接感受到瘟疫所带来的破坏力，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明亡时的各种乱相。瘟疫犹如无形的鬼魅，在不断夺取人的性命的同时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恐慌的气氛，它对军队的打击不仅是战斗力的削弱，更重要的是士气。或许士兵不惮于正面的斗争与死亡，但没法不恐惧这种来自身边的不定时死亡。

所以，很多时候瘟疫其实也是政治，或者是人类政治后果的延续。战争本就是政治矛盾最尖锐时的产物，而瘟疫基本上就是战争的副产品。福柯就干脆把瘟疫与政治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权力模式，福柯把它定义为“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它源于修道院，并在17世纪晚期发生瘟疫的小镇上发展起来。最初这只是一个监督和隔离的方法，如在瘟疫流行时期，必须首先找出人群中感染上瘟疫的病人，然后把他们与正常人隔离开来。这种规训的手段不久就迅速地应用到整个社会中去，成为一种规范制度。

然而，这种制度的早期实践者就是吴又可，在帮助孙传庭控制瘟疫的时候，他即开始运用隔离的方式来控制瘟疫的传播。相对来说，隔离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控制疫情的方式，但是却也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隔离的方案中，患者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远的且不论，当年SARS爆发时，被隔离者所处的地位就相当尴尬，他者的歧视更是一种无声的病痛。

《大明劫》中吴又可控制住了疫情，可是最后的结局还是孙传庭用暴力杀死最后的患者。这一结局是相当有象征意义的，虽然是迫于时间，但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控制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的失败。隔离所带来的恐慌使得患者时时处在危机之中，而外人在很大程度上又不敢接近患者，于是他们被作为‘患者’处于非人的地位。在人心与人性面前，显然吴又可并没有真正把握到政治的真谛。

通过一场瘟疫，《大明劫》考验的不止是大明王朝的最后承受力，还有乱世中的复杂人心与人性。并非每个人都是乱民，但在生存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做乱民的潜质。同样，面对摇摇欲坠的时局，最大的患者并不是个体，而是这整个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