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堂吉诃德》到《唐吉可德》

1605年，地球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欧洲正处于中世纪到近代化转折的大时代。看似是寻常的一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输给英国也已经过去了17年，却因为塞万提斯晴空霹雳般的创造力，而改变了历史的时空。这位穷困潦倒的战争英雄、这位命运坎坷的独臂人，前奴隶、被劫持者、吹牛者、业余诗人的创作，横空出世的《堂吉诃德》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和欧洲最杰出的作品。至今，这位奇怪的骑士还是西班牙最著名的文化输出，相比较斗牛而言影响力更是无远弗届，全世界人民提起他，都还是会极其自然的微笑，我们从中看到了人类的劣根性，同时更为其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勇往直前的勇气所打动。假设没有没有堂吉诃德和仆人桑丘，世界将会多么寂寞。

翻译中文本的杨绛认为，这部作品成名的最根本原因是作者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放回他们的时代，却又是西班牙社会中的绝对非主流，充满了足够的无厘头笑料。作为流浪汉的塞万提斯，挑战此前的骑士文学，将之完全再造重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膜拜贵妇人、与仆人和坐骑一起闯荡江湖，他的所有行为都那么荒诞、真诚，在中古时代却有着后现代趣味，对于他的解读永远不会过时，在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评论中称为狂欢化的至尊。这一部“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一直映照着此后世界文学史的进程。

周星驰电影中的很多形象，就如同是堂吉诃德的中国版，他和吴孟达的联袂，最关键的就是我自凭借一股气往前走，我就是自己，我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去他妈的教条与传统。狂欢首先要坐低，甚至于趴在地上。小丑并不负担世俗社会对英雄的寄予，这就令疯子和傻子的传奇故事有了深邃的人文思想，小人物最后的升华／加冕更多是借助观众的深切同情而完成。很多读者已经将堂吉诃德看成是理想化人物的象征，他有着现代人非常匮乏的勇气。

2010年，阿甘导演、俞白眉编剧的《唐吉可德》，毫无疑问是一次中国式的悍然变奏。郭涛和王刚分别饰演主仆，3D版《魔侠传之唐吉可德》很是癫狂，但观察剧情，基本还是原著内核。出身蜀中唐门，姓唐，名吉，字可德，家中行三。唐父育有四子，富、贵、吉、祥。与其他三兄渐成商贾不同，唐吉只梦想游行侠客世界。提起祖传冷枪，跨上院中瘦马。唐吉可德一头闯进侠客江湖，义无反顾。桑家村里，唐吉可德遇见自己的忠心奴仆桑丘和那头老驴，仿佛唐僧在五指山旁看见悟空。但桑家村河边那转瞬即逝的“绝世佳人”林嘉欣更如梦幻般，一路指引唐吉杀到长安。很明显，中国古代的唐吉是穿越了的堂吉诃德，阿甘和俞白眉将他换个马甲在中国本地化演出。

唐吉和吉堂吉诃德是都极为真诚陷入表演状态的真人，丝毫不以为意自己是在狂欢化的舞台之上。小丑和英雄集于一身的先行性设计，是塞万提斯最成功的概念，这是敷衍和理解这个狂欢化主人公的关键。狂欢化使热情奔放创意无限成为可能，狂欢化的小丑，最高原则是笑，包容一切荒诞和离奇，否定一切神圣和理性，一根筋似的往前冲，笑与被笑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小丑最终会变成英雄，而文化英雄的被授勋，在于观众的认可。唐吉要狂欢，就需要一个舞台。

堂吉诃德的舞台，就是他所处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呈现，塞万提斯借主人公之口，对文化教育、贵贱等级、清廉公正、自由平等问题发表精辟的论述，自如地鼓捣自己的世界。而郭涛版，也一样有着对于盛世、名门、礼仪和认同、归属的颠覆、夸饰、戏仿、反讽，荒唐，粗砺的真诚是《唐吉可德》的最强劲武器。观众觉得自己比唐吉聪明，那么你胜利了。观众觉得自己不如唐吉勇敢，那么你也不吃亏。观众觉得自己还没有唐吉的坚韧，还是恭喜你。因为只要你和唐吉比较了，你就会有收获。

附：堂吉诃德来到中国

最早将《堂吉诃德》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氏兄弟，即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于20世纪初在日本接触到了这部作品。 周作人在一本叫做《欧洲文学史》（1918）的教材里几乎一步走完3个世纪的解读，说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堂吉诃德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鲁迅的阿Q被认为颇有堂吉诃德的影子，尽管前者不具备后者的崇高。鲁迅曾于1928年约请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从德文转译过来，发表在他们合编的《奔流》创刊号上。此后，有不同节选本进入中国，而即使没有全本，中国人也知道了堂吉诃德的故事和精神。直到1978年，杨绛先生首次从原文译出《堂吉诃德》全本，而且她所从出的马林校勘本是国际公认的权威版本。（选自陈众议之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