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黎明，黎明将来，伴着黎明睡去，那是去年。毕竟这多一年，我也改变了许多，烟抽得少了，酒喝得少了，人却见得多了。

    百度真是好，可以让我找到我想听的任何歌曲，过去的碎片似乎成群结队的笼罩回来。从郑智化到周杰伦，水手的忧愁到蜗牛的追求，世界总是在变，它有自己的节奏。

    说实话，下面的文字是改编自去年那篇。我也从一号楼搬到四后楼，终于有了在北京的书架。

　　黄金时代早就过去，而白银时代似乎不知所措，2010年近在眼前，但显然又远在《山海经》之外。
　　从日照到广州再到北京，从石旺沟到柯子岭再到安贞里，如今我在梆子井写这篇文字，空间像蚂蚱一样被时间串在一起。
　　九年，王小波。八年，母亲。过去永远回不去了，作为唯物主义者和相对论者，我都相信。哪怕相对论曾经给我以幻想，我也清醒的知道那只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幻想，不会在我身上实现，于是王小波成为历史，母亲只能追忆。周末，表弟要来北京，我想我们绝对是陌生的熟悉人。很久，没有和他深谈了，似乎有12年之久，上一次，我们朝夕相处还是我考上师范的时候，那是个盛夏。

　　习惯了在夜间码字，作为攫取卡路里的有效途径，我已然充分适应了这一并不适合养生的作息规律，尽管我那群作医生的老同学多次提醒我，但是我想改变的办法或许只有去坐班，朝九晚五。看球，大抵十一年，现在条件比以前强了，却不料开始疲劳，只能最顶级或家乡的比赛才来一点点精神。这么多年，没有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乐评人，但是凭借对于电影的发言也能混碗饭吃，这很出乎我和认为熟悉我的人的意料。如果能够退回到九年前，免费送我看水晶球，我一定不以为这是东北深山老林里的老乡不去打猎而做了吟诗作对的勾当，尽管现在我有一个朋友与民国著名国舅重名，这个家伙即来自黑龙江的黑河。

 

   从日照到广州的路很漫长，至少要付出六十个小时的代价，前提是可以顺便游览青岛，这使得我的思维总是滑向某种想象。

 

  在王小波去世之前，我开始比较正式的看书，在某一个雪夜，我将那个时间拨拉到1995年底。此前，我最多只是一个文字浏览爱好者，之后便有些饕餮的趋势，但是没有多少银两的我只能通过几种方式达到这一宏伟或浅薄的目的，手段其实单一的很：老家阴冷、衰老但是有些新刊物的图书馆，或，吃饭之外几乎所有的工资和部分欠债买到的印刷品，而相互交流几乎等于零，今年过年回家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家中的图书大约只存在不到四成，至于其余六成的收藏我也懒得去理。

   2000年5月对我很重要，在动了一个小手术之前，我买了VCD播放机，至今我清清楚楚记得所有的细节，就是这些细节使我发誓，要对得起父亲，不是说我没有做好孝子或逆子的准备，而是我在那时刻方才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责任。那个手术，对付的是痔疮，作为有痔之士我很痛苦，现在我没有后顾之忧感到很清爽。从此，我看电影比看书更多，最根本的原因是看电影更便宜，作为DVCD的疯狂拥趸，我在2003年出道之前，如秋风扫落叶般对香港电影作了豪迈粗犷的观看，当时绝对没有什么实质的构思，直到在2002年上网，2003年初正式写字，此后便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一个无聊／有为青年的奋斗／折腾，到目前就是现在这个模样。

　　在王小波之前，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和史铁生，注意本文只关注华语文字对我的影响。之后，便是从文字到文字的胡思乱想，前些时候想去拜访史铁生，但是迟迟未有行动，不过去年在地坛沉思过。在家的时候，我劝父亲有机会还是找一个老板一起过，然而直到现在我才收到他的电话，说是找到了，我寻找合适的措词表示审慎乐观的祝贺，也一再表示这是我真诚的愿望，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我的负担和责任刚刚开始。去年昨天，陈逸飞的忽然离世，我只能对陌生而熟悉的他表示遗憾，在和一个朋友讨论时，我说我想按照自然规律活着，要告别目前日夜颠倒的生活，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智力／必需而维持目前的生存方式，生的意义在于适合的存在，除非真正的天才，有绝对的坦荡，才敢于和自然对抗，否则最好还是乖乖的听话。

 

   夜晚，或许有它的性感和魅力，但我想我揭不开它所有的秘密。从地理、历史到数理化，再到电影和文字，十一年学生，六年多老师，我已经路过很多面世界的棱角，我想我还是幸运的。文字和影像看多了，早就无从表白自己的淳朴和诚恳，在虚构和真实的八卦阵里，唯一可以面对自我只有乱或不乱的键盘，显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方块字，只是某一瞬间的思绪。当某一个夜晚，我在蜡烛下看信，有一些感动。我和大海说了，以后再也没有那么矫情过，那是1997年的4月。在未来的几个月，范伟开始与赵本山合作，香港回归，我开始教学。所谓大历史只是如此，王小波逝世前后，我看他的书。母亲去世后，我写了长诗《在高原》，现在我已经不再写诗，未免有些讽刺的是我认识了更多的诗人。

　　有所谓日出时告别忧伤。九年，我们战胜了日本。九年，足以制造新的一切。我知道通天塔在造不成的，而现在的所有都与过去有关，未来也不能例外。八年，悄悄的过去，正如悄悄的发生。1997年的我，就好像1840年的中国，回避是不可，只有向前，岔路口上，曾经茫然，但好在眼下并非不可接受，我闻到了1919年春天的气息。

 

    从第八年到第九年，我收获了很多。不可明说的隐喻，告诉我，过去一年是我转折的关键，还好。我走在自己明确自我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