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俄罗斯的文学家果戈理的名字不算陌生。不少中老年人都看过他的《钦差大臣》，或戏剧、或电影。剧中的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是个爱慕虚荣，喜欢吹牛撒谎的花花公子。他从首都来到外省一的小城，被这个小城的市长——一个在官场混了30余载的老手——错当成了上级派来的钦差大臣。于是，一场溜须拍马、营私舞弊，甚至怂恿女儿与之结亲的“好戏”就开始了。《钦差大臣》一问世立即哄动俄国朝野，有人甚至把它称为“一部最完备的‘官场病’的解剖学教程”。当然，剧院里观众们的阵阵哄堂大笑也惊动了上层贵族和官僚。老爷们的怒不可遏让果戈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索性一走了之，跑到国外躲风去也。

    我所以要把这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喜剧翻腾出来，是因为眼下一台堪称中国版、而且是现实版的《钦差大臣》刚刚落幕。一个名叫赵锡永的骗子居然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的名头和身份四处招摇过市，骗吃骗喝。这个自称“副部级干部”的家伙，竟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大摇大摆地到几个省视察、讲话，又发指示又做报告，还堂而皇之地出席各种会议，当然也绝不会少了在宴请中的推杯换盏。据说，这个赵锡永既为地方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带去了“宝贵的建设性创意”，又给各地“干部群众”带去了“鼓舞和信心”。呜呼，如此高超的骗术，真比赵本山《卖拐》中的大忽悠，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倍！面对着这样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人们不禁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困惑、疑问和追问。

    公众最大疑问恐怕就是如今的骗子为何这么多？是的，只要我们打开电脑翻开报纸或观看电视中的法治财经生活各个频道，你几乎天天会看到无奇不有的骗术和各色大骗小骗男骗女骗商骗官骗。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不完善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不但鼓励人的竞争，而且也会怂恿欺骗。如果没有市场伦理的有力约束和市场法治的强力介入，欺骗就会无孔不入。在利益的驱动下，伤天害理的丑行恶行都会像雾霾和雪崩一样扩散开来，覆盖大地。

    那么，又是什么蒙住了那些地方官员的双眼，致使骗子大行其道，而自己却懵懵懂懂毫无觉察呢？笔者以为，令骗子得逞官员糊涂的根本原因还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某种心理顽疾，那就是崇官、敬官、畏官、媚官、求官的官本位心态。眼下，这种毛病由于某种制度的缺陷使权力的寻租行为仍然有着相当大的施展空间，所以这种本应减少的现象竟又在权钱交易的大环境中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见到京城来的“钦差”，诚惶诚恐唯恐不及，哪还敢动心思去辨真假。况且，这位“赵司长”还可能会带来资金，甚至会带来升迁的机会呢？看来，陈腐的官场文化才真真是“官骗”得以滋生的土壤，而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和“媚权”文化传统正是骗子可以行骗的最大的障眼法，是他们的护身符。

笔者突发奇想，如果上当受骗的省市能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也许媒体记者就会问，赵锡永带的那个“团队”，走一处吃一处玩一处拿一处，他们的活动经费是哪里来的？是接待单位的财政拨款吗？也许有人还会带点调侃味道地问，这位人模狗样的骗子既会表演又会讲演，是不是也算是个散落民间的特殊人才呢？如果让他开个“点子公司”或者注册一个什么民间的“智库”类的机构，这家伙是不是就可以废物利用，当上智力投资的大老板呢？

玩笑归玩笑。笔者以为，善于思考的人们一定会想、会问，既然骗子赵锡永可以被称作中国现实版的《钦差大臣》，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把这类滑天下之大稽的骗子行径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果戈理”又在哪里呢？我觉得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文艺家；另一种则是政治家。对前者来说，创作类似《钦差大臣》这种讽刺型剧本或电影文学脚本的素材，在今日中国可以说俯拾皆是。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有没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视百姓疾苦、视社会正义为己任的艺术良心。

看看现在中国影视界的现状吧，家庭闹戏、荒唐的谍战戏以及把古典名著打碎了拆散了稀释后再重拍的古装戏，比比皆是，可又有几部具有现实意义的讽刺作品呢？烂片烂剧既省事、来钱快又无风险，文艺家们何乐不为？而对政治家来说，他们所担心地则是，如果对创作类似《钦差大臣》这种讽刺剧加以鼓励和扶持，将会冒不少风险，甚至要危及自己乌纱帽。尽管我们的政治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唤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家，要创作出一批与中国地位相匹备的经典作品，但为什么“大家”“经典”却总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大概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某些政治家的头脑中对讽刺性文学艺术总有一种本能性地遮掩式的防范意识。

其实，这种防范意识完全是杞人忧天。事实上，一个对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有着足够认识的政治家必须懂得，强化市场伦理和消除权力腐败，是逐步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摆脱原始积累型的利益冲动、匡正社会基本道德、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而巴尔扎克式的、果戈理式的文学艺术讽刺作品，恰恰是强化市场伦理和消除权力腐败的最通俗最便捷也最大众化的教科书，是推动市场经济走向规范与健康的正能量。

今天，尽管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百姓的生活了巨大的改善，但是中国公众的公民意识（包括维权意识）和中国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仍然是一块亟待开发和培育的未萌之地。如果我们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足了，社会就会自然自然地走向和谐，一个从环境到人的心灵都变得美丽、文明的礼义之邦就会自然而然出现，那就错了。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是不谙世事的痴人说梦。一个社会必须鼓励舆论的力量拿起精神的解剖刀，必须有许许多多像鲁迅杂文和《钦差大臣》那种对“官场病”的“解剖学教程”的问世，善恶是非才会清晰、诚信欺诈才会分明。同样，只有不断揭露赵锡永这类“官骗”，官贵民贱的封建遗毒和唯上媚上的官场病才会逐渐消减，滋生腐败的空气和土壤才会得以净化。具有健康秩序的市场经济，具有公仆意识的的服务型政府，只能在自身的刮骨疗毒和清腐治乱中才会最终形成。

总之一句话，遮丑就是护丑。没有对骗子的公开揭露和无情鞭笞，就无异于对诚信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