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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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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话题需要冷思考:关于城镇化的不同意见

(2013-02-25 11:26:32)
标签:

财经

        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上上下下的热门话题。

        但是不断袭击中国的雾霾天气却在警告人们,要实现城镇化,就必须尽快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治理城市病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就必须寻找到应对环境污染的治本之策。“中国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句话当年听到时,是那么地铿锵有力,那么地充满自信。但是,事实却说明,如果中国不能未雨绸缪,不能在把握自然规律上虚心问计,就依然会跌跤碰壁,重蹈覆辙。任何不敢正视客观现实的所谓自信,都只是一句空话大话,当然也是一句令人掩鼻的官话和废话!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思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在应对一系列必须应对的“城市病”“大都市病”和种种社会难题面前,准备好了吗?

  令人们产生同样疑问的,还有中国每年一次的春运,只要用一个数字就足以让世界震惊了。据统计:2013年春运预计将高达到31亿人次(一说为34亿人次),这就是说要把相当于地球上一半的人口都拉上列车和汽车(还不算飞机)在中国大地跑一圈!造成这种亘古未有的人口迁徙奇观的表面原因是数亿农民工的“返乡探亲潮”。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中国“半城镇化”现状。“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不胜枚举。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数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以北京和深圳为例:北京常住人口己达2300万人,但有北京户口(即户籍)的人只有1300万。深圳更甚,该市常住人口已达1500万,而有户籍的仅有230万!  

       很明显,对这样一个涉及到3至6亿农民生机生存的“半截子”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没有无所畏惧的顶层设计,没有高屋建瓴一泻千里的解决办法,没有严谨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没有再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的勇气,中国数亿农民的双重身份、双重生存与生话状况能够解决吗?中国数亿农民能有在城市中得到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吗?没有这种物质保障,农民的“半截子”身份就不会改变,中国的“半城镇化”就不可解决。用提高城镇化率来促进发展扩大内需,岂不是一种乌托邦。千万不要再犯中国执政党以往常有的“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主意多”的老毛病。

  而要避免这个老毛病,惟一的途径就是要对城市化道路加以充分地论证,充分地争论,充分地交流,充分地酝酿,并且充分地研究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意见,以及在这些不同意见中所包含的可取成分。

  当下,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上,各持己见的分岐观点至少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是要走中小城镇化道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现有国情决定了中国既不能靠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也不能靠扩张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来解决城乡二元化结构问题,只能靠同时推动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三头并进的方式才能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挖掘现有的中小城市发展潜力,更好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的中心镇、中西部地区的县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正因如此,持此观点的人不同意简单地套用“城市化”的提法,而主张用“城镇化”的提法加以表述。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走大城市化道路。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走中小城镇化道路的方向是希望就地转移和转型,但这其实是一步死棋。现在中国西部有不少小城建得很漂亮,但一到晚上就露馅了,没有灯光像一座座“死城”。人们不是不想到那里居住,而是那里没有工作机会和岗位。事实上,哪里的产业发达有竞争力,哪里才会有就业机会。而这也正是人口转移的真正动力和规律。只有走大城市化甚至超大城市化的道路,才能避免遍地开花却不结果、缺少配套产业的的小城镇道路。

  与这两种观点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更为普遍存在的观点和看法,那就是对时下正在推进的城市(城镇)化道路的怀疑。

  故此,可以把持第三种观点的经济界人士、学者和有影响力的舆论界人统称为“置疑派”。该派人士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认为:中国现有2.5亿农民工,未来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要解决农民工中的存量和增量走向市民化,至少还要用10年时间。仅从城乡福利待遇一项而言,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均相差就达33万元。如果今后20年,近5亿农民要实现市民化,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就需要大量的公共投入。以人均成本10万元为计,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不说是天文数字,也足以让任何政府手足无措。置疑派中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尽管城(镇)市化是大势所趋,但它从来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整体背景下,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化发展本己先天不足,再强调加快加速,恐怕会出现过程式的断裂,出现中途夭折。一些智库型的民间研究机构甚至警告,城市化率达到50%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其举出的理由,诸如:城市可资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将会特别剧烈;生产和服务的综合成本迅速上升,企业破产和倒闭的情况将不断发生等等。

  不知读者朋友是否已看出来,“置疑”论中的不同说法都有一句共同的潜台词,那就是,中国并没有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做好准备。人们对一件事物的看法纵有着千般差异万种不同,但笔者还是很高兴地从上述三种观点中找到了它们的相通之处。那就是无论是“中小城镇化”论,还是“大城市化”论,亦或是“置疑”论,它们都把矛盾的焦点放在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城(镇)市化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是要看几亿农民能不能结束身在城市、脚在农村的状况,能不能带着自己所有的财富进城?除了房产,他们承包的土地能不能经过变通成为退出农村、迈入城市的“压箱底钱”。这些财富就如同舟船中的压舱石,没有压舱石,中国农民的生命之舟能够扬帆远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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