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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为什么选择自杀——而且是在如花的年龄？只要我们还在讲述阮玲玉的故事，我们就回避不了这样的追问。话剧《阮玲玉》何尝不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并试图给出答案呢。传统的说法是阮玲玉死于流言，因为有她的遗书作证，其中几次提到了“人言可畏”，鲁迅先生还以此为题，写过文章。

流言固然可以致人于死地，本无须再以阮玲玉来证明。而流言所以具有杀伤力，背后其实是人的自爱和自尊。张四达深知阮玲玉的这个“弱点”，或者也可以叫做“软肋”，所以他一定要把事情闹到报纸上去，而不惜收买毫无底线的小报记者。他这一招很管用，阮玲玉马上全线崩溃。实际上，像她这种几乎没有自卫能力的弱女子，是需要有人小心呵护的，也许才能免于破碎。可是，她身边这三个男人，张四达不必说了，唐文山和穆天培居然也没有挺身而出为她挡一挡子弹般的流言。作为男人，不能说它们是负责任的，倒是少了一点承担。

有人说，流言可以杀死阮玲玉，但流言杀不死鲁迅。言外之意似乎在责备阮玲玉的软弱和不够“强毅”。这种类比实在是无谓得很，鲁迅手里有一支笔，那是他的匕首和投枪，对于流言，他自有办法对付。而且，他是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他的文章的杀伤力，谁也不能小觑。阮玲玉则不同，鲁迅称她“无拳无勇”，她手里既没有笔，也没有刀，更没有枪，流言袭来，又像雾霾一样，漫无边际，冤无头，债无主，我们不妨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而她又是爱惜这张脸的，你让她怎么办？她唯一可以拿来保护自己名誉的武器，只有生命啊！

然而，我倒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阮玲玉看作一个弱者，她当然有柔弱的一面，但她也是个强者、勇者，只不过她的强和勇都表现得非常内在，是一种渗透在骨子里的强和勇。恰如鲁迅先生所说：“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徐帆敏锐而准确地捕捉到阮玲玉的这种精神特质，她的表演不仅演出了阮玲玉的柔弱、无助、绝望，而且有一丝绝决和义无反顾。是的，生命和清白都是她最可宝贵的，但是，当清白受到威胁，将被玷污的时候，二者不可兼得，她宁肯选择清白而献出生命。

当然，自杀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至少有人会说，还是要善待生命的。中国文化中虽然没有上帝，没有伊甸园，没有神圣的人和赤裸的生命，自然，也不会像加缪那样，把自杀当作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然而，中国人也绝非不讨论生死问题，尽管孔夫子有过“不知生，焉知死”的明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故事就讲得很有意思，耐人寻味：一个人在山中赶路，天色已晚，不得已投宿一破庙之中，遇一老僧，交谈后得知，老僧实为缢鬼，在此待替。但老僧无意加害于他，倒是与他讲了一番生死的道理：“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尽节，烈妇完贞，是虽横夭，与正命无异，不必待替。其情迫势穷，更无求生之路者，悯其事非得已，亦付转轮，仍核计生平，依善恶受报，亦不必待替。倘有一线可生，或小忿不忍，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气，率尔投环，则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惩罚，所以幽囚沉滞，动至百年也。”他们继而谈到自缢者的区别，老僧说：“凡人就缢，为节义死者，魂自顶上升，其死速；为忿嫉死者，魂自心下降，其死迟。”老僧因何而死，他没有说，但他的不忍之心，不肯加害于人，还是感动了上天，让他解脱投胎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死是有价值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而衡量轻重的标准，就是道德。中国文化中虽然没有至善的上帝，却有对至善的道德理念的追求，这也就是做人的境界。所以，圣人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然诺，因为“仁”和“义”都具有使人提升其道德感的意义。在迫不得已之时，舍弃生命而成就其纯洁而有尊严的生活，自然比忍辱苟活更有价值。理学家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前尝被认为是理学杀人的证据，但如今不妨做另一种理解：有时候，贞节操守、人格尊严的价值一定超过了生命本身，或者说，生命的价值恰恰是由贞节操守、人格尊严所赋予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贞节操守、人格尊严，所谓生命不过就是一堆腐肉，存之何益？至于阮玲玉之死，我们不能也不必说她有很高的德行和节操，她只是想保住一个女人或女艺人的清白罢了，但其中毕竟包含着她的尊严和人格；她搭上自己的一条命，也许没有更令人满意的理由，然而毕竟为自己保存了最后一点骨气。这是话剧《阮玲玉》所以感动我们的地方，至此，那三个男人最后的表白，倒显得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