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道德感与人性论的二律背反
解玺璋
发生在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一段历史,被陈凯歌搬上了银幕,经过重新演绎,成了这个讲给今日观众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陈凯歌没有太多照顾传统的讲法,事实上,他在拍摄之前就不得不考虑到今日观众的“潜隐心理紧张”。也就是说,影片《赵氏孤儿》可以看作是社会投射其“潜隐心理紧张”的一种文化象征。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春秋左氏传》成公八年,所言只在春秋之际“继绝世”的伦理诉求,核心是韩厥对晋侯说的一句话:“成季(赵衰)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意思就是说,好人没有好报,谁还做好人呢?晋侯听了韩厥的话,恢复了赵氏的封地。后来孔子所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也是强调君主要行仁政,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这或许正是春秋之际礼崩乐坏的社会“潜隐心理紧张”。
司马迁改写了这个故事。他不仅在《史记·赵世家》中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仇家,即屠岸贾,而且,故事的戏剧冲突也转到“搜孤救孤”这个核心事件上来了。尽管早有人说,《赵世家》所记,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史,但影响后世的,还是《史记》和司马迁。元杂剧有《赵氏孤儿》,明传奇有《八义记》,都是在《史记·赵世家》基础上的创造和发挥。
所不同的,在不同的时代,所强调的核心价值有所不同。司马迁强调“诚信”,说到就要做到,突出表现在赵武成人之后,程婴对赵武说的一段话,他说,当初赵家遇难,都可以死,我不是不能死,只因我承担了“立孤”的任务。现在,“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的任务完成了,要见赵盾和公孙杵臼去了。赵武当然不愿他死,但程婴说,他们以为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所以先我而死,如果我不去见他们,他们还以为我没把事办成呢。于是便自杀了。刘向称他为“节士”,并且说:“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交厚士矣。”意思是说,他们二人都是可以信赖的讲诚信的朋友。但他也认为,程婴一定要“自杀下报”,有点过了。
元杂剧的改写使这个故事更加富有戏剧性,也更突出了人物的善恶是非。有两个细节是以往的历史叙事中所没有的,一个是将《史记》中的“他人婴儿”改写为程婴的亲生儿子,再一个是写屠岸贾命程婴拷打公孙杵臼,它所得到的效果,就是突出了公孙杵臼在肉体上受到的摧残,以及程婴在精神上受到的煎熬,从而更加强烈地表现出程婴见义勇为的高贵品质,以及公孙杵臼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至于复仇,倒并非叙事的重点,甚至在传统戏曲演出中,常常也只有“搜孤”、“救孤”而已,其原因就在于,这部分不仅戏剧冲突异常激烈,而且更有传奇性,人物也更有崇高感。
然而,这也正是陈凯歌拍摄《赵氏孤儿》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看影片《赵氏孤儿》,和传统叙事有哪些区别呢?首先他更加强调平凡,而尽可能地躲避崇高;强调故事发生的日常性,都赶上了,而削弱故事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做得非常好,自然而然,不露痕迹。特别是葛优的加盟,更突出了影片的这一基调。葛优饰演的程婴,不仅不再有英雄豪迈的气象,不像马连良的程婴,慷慨潇洒,被屈打时,还能呵呵大笑,反而还有些委琐,有些张皇,特别是对结尾的处理,程婴没有主动选择自杀,以报赵盾和公孙杵臼,而是被屠岸贾一剑刺死。这一剑彻底改变了程婴这个人物,抽空了这个人物此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不能说他没有许诺,但这个许诺更像是自言自语,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他发誓要把孤儿养大,带到屠岸贾面前,告诉他孤儿是谁,他是谁。这成为他坚持下来的主要动力。他本来是有机会杀死屠岸贾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要留着屠岸贾,看谁笑到最后。所以,他不再躲进深山,而是进了屠府,当了门客,孤儿也认了屠岸贾做干爹。悠悠十五年,屠岸贾不仅将孤儿抚养成人,还教给他武艺,历炼他的精神,磨炼他的意志。在这里,他不再是谄媚奸佞的小人,残暴狡诈的屠夫,而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慈祥的父亲。屠岸贾这个形象,至此也完全被颠覆了。由王学圻出演屠岸贾,与由葛优出演程婴,其效果是一致的,恰好是使这两个角色都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换,从影片中看去,王学圻饰演的屠岸贾不仅老谋深算,阴险狡猾,残忍恶毒,摔死程婴之子那一下,几乎就是神来之笔,太精彩了,却还有沉稳持重、正气凛然的一面。他用阴谋手段杀害赵盾以及赵家三百余口,甚至以全城的婴儿作为要挟,必取赵氏孤儿的小命,也不再只是忠奸的问题,或赵、屠两家的恩怨,影片还表现了赵家的权势,赵盾的张狂,以及晋灵公在赵盾面前的小心翼翼,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救孤”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从而赋予屠岸贾这个人物更多的内涵,也为后面屠岸贾与孤儿的戏做了必要的铺垫。和传统叙事相比,影片的后半部分明显得到了丰富和加强,虽然它不再强调程婴救孤的正义感以及道德的至高无上,但它必须要对程婴为什么救孤,以及赵孤为什么要杀屠岸贾做出说明,赋予这个贯穿始终的戏剧动作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是《赵氏孤儿》这部影片得以成立的基础。
话剧《赵氏孤儿》曾经主张让赵孤放弃复仇,理由是上一代的血债不能让下一代讨还,认为这不公平,不人性化,没有考虑到赵孤的感受和意愿。这是基于人性和人道的一种考虑。其实,现代人可以找到种种理由不接受、不认同古典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所以,任何一位《赵氏孤儿》的改编者,都不得不考虑社会潜隐心理所发生的变化,考虑到今日观众接受这个故事的可能性,陈凯歌也不例外。不过,他又不敢走得太远,如果赵孤不复仇了,与屠岸贾相亲相爱了,观众怕是也不能接受,而更重要的是,程婴这个人物也就没有着落了。所以,他必须要让赵孤完成复仇的动作,杀了屠岸贾,而且要赋予他的动作,内与外、心理与行为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除了要解决十五年的养育之恩,还要从人性的角度说明,这个屠岸贾,他是不得不杀,非杀不可,师出有名。人性是今日观众观察、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它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场,即以人性为标准,判断事物的真善美。符合人性的,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反之,就是不真、不善、不美的。比如,程婴以牺牲亲生儿子为代价,搭救了赵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却是违背人的天性的,所以是不真、不善、不美的;程婴为一句承诺而自杀,从人性的角度看,也不宜提倡,因为涉嫌对生命不够尊重;对于赵孤的复仇,站在人性的立场,则更与关爱生命的意识和理念不能相容。这些都有可能迫使影片的编导对故事及其中的人物重新展开想像,而这种想像正是影片对于当下社会集体心理的一种回应。因为我们经历了太久的对个体生命的价值、权利、尊严的轻视、忽略乃至摧残,以至于任何对人性的贬损都会让人感到不安。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下社会集体心理中的另一种缺失,一种以人性为理由,在人的精神追求和伦理道德追求上的犬儒化、卑琐化,以及反英雄、反崇高的社会潜隐心理。人性不是价值标准,当然,更不是终极价值,事实上,人性论与道德感恰恰构成了当今社会心理的二律背反。在康德看来,道德的普遍法则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人的感性经验,否则就没有客观有效性,但它又是反人性的,是超越人的感性经验的,是悬置于我们内心中的“彼岸”。二者不可偏废,就像我们不相信程婴能用亲生儿子的生命换取“诚信”的真实性,却又纠结于当今社会缺少“诚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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