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原野也是天堂

——看《原野》有感

解玺璋

    陈薪伊导演的《原野》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幕拉开，我们看到舞台上是取代了“黑林子”的大片的芦苇，灯光和布景以“之”字型的线条把舞台分割成明显的两个区域，左上方是仇虎吟唱着那支《妓女告状》的曲子走来；右下方是金子与大星在调情和话别，一边走来了她的婆婆、死对头焦母。

    这个布景的深刻含义也许只有在故事将要结束时才能显现出来，在音乐的作用下，它不仅营造了一种抒情的、诗意的气氛，而且，还传达了导演对于该剧主题的解读。我们注意到，仇虎和金子经过一夜的奔波，终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听到了象征着生的希望的火车的声音，这时，仇虎却选择了死。在这个“之”字型的左上方，他迎着呼啸而来的火车，张开了双臂，仿佛不是去赴死，而是在迎接新生；右下方是茫然不知所措的金子……

    仇虎为什么要选择死呢？曹禺自然给出了仇虎不得不死的理由，但他的死法却包含了导演在现实语境下的思考。仇虎固然是一个复仇者，用他的话说，他的身上负载着“仇门两代的冤仇”。为了霸占仇家的田产，焦阎王设下圈套，害死了他的父亲和妹妹，并打断他的一条腿，将他送进了监狱，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还娶了他的女人花金子。家破人亡使他痛心疾首，而妹妹在窑子里的惨死，更在他的心底埋下了刻骨的仇恨。有仇不报非君子，但仇虎的复仇却被曹禺赋予了更深的含义。

    事实上，10年之后，当仇虎回到焦家的时候，复仇的对象焦阎王早已经死了。失去了对象的复仇，也就失去了复仇的合理性与神圣感。但仇虎却不能不杀了大星。否则，他根本无法从伦常和道义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他一辈子都要背着父仇乃至家仇未报的自责。但他没有想到，杀死焦大星便冒犯了“杀人偿命”的天理和人间信条，他因此陷身于“黑林子”一样的网罗之中。这显然是个双重的网罗，一重来自外在的恶势力，比如侦缉队，它象征着人间地狱般的黑暗社会；一重来自他的内心，来自他在杀死大星后深深的自责和不安，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和焦灼。他要冲破这罗网，他领着金子在“黑林子”里东奔西突，但他们仿佛遭遇了“鬼打墙”，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被他寄托了希望的铁道，他因此陷入更深的良心谴责和心理恐慌之中。难道真像焦母所诅咒的那样，就因为他使焦家“绝子绝孙”，连老天爷也不能宽容他吗？这时，他听到了来自庙里的磬声。

    曹禺曾赋予仇虎两种力量，一种是蛮性的自然力，他的强健的体魄自然是这蛮性的一种表征，但在这体魄中更包含着原始的野性，比如固执、粗暴或者迷信。这是他得以实现其复仇计划的力量之所在。所以，当他面对大星下不去手的时候，他只能乞求妹妹和父亲的冤魂来帮助他鼓起勇气；当他在“黑林子”里陷入绝境的时候，他也只有通过“呼天抢地”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此外，曹禺还赋予仇虎另一种不同于自然野性的力量，这就是人的道德良心。陈薪伊导演特别强调了这种力量在拯救仇虎时所发挥的作用。

    曹禺曾经表示，他在《原野》中要写“一个脸黑，但不一定心黑的人物”，这个人物应该就是仇虎。他曾说，仇虎和金子都是“应有光明的人们”。他还赋予他们对“黄金子铺路的地方”的想像。有人发现，《原野》和《日出》是有一些关系的，这关系并非《日出》之后有了《原野》这样简单。曹禺在《日出·跋》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他说：“我以为这个戏应该再写四幕，或者整个推翻，一切重新积极地写过，着重那些应有光明的人们。”他还说：“《日出》并没有写全，确实需要许多开展。”那么，《原野》是不是《日出》之后的一种开展呢？这样看来，陈薪伊的某些处理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照亮了我们的想像域，我们再看被灯光分割而成的“之”字型布景，就会有一种关于人间、地狱、天堂的联想。庙里的磬声仿佛就是工地的夯声，它唤醒了深藏在仇虎心底的良心。曹禺曾说，《原野》写了仇虎的“逐渐觉醒”，这当然不是所谓的阶级觉悟，而是人性、良知的自觉。仇虎要比陈白露更加幸运，也更加富有力量，在《日出》里，太阳出来了，但太阳并不属于陈白露，她“要睡了”；在这里，仇虎却能冲破无所不在的网罗，张开双臂去迎接呼啸而来的火车和灿烂的朝阳。也许那仅仅是他心的幻影，但我想，他一定从璀璨耀眼的光芒里看到了“黄金子铺路的地方”。那一刻，他终于完成了从此岸到彼岸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