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书《一个人的阅读史》近日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前，我请刘心武先生作序，承蒙他的厚爱，写下这些文字，让我由衷感谢，并希望能与更多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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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有一点点不同
刘心武
很怀念十几年前的那些聚会。聚会的地点是京城北护城河东段的一家小小的三星餐厅。聚会的方式是我作东，若干忘年交不嫌餐馆档次欠高不弃我这边缘化的布衣，一起喝二锅头酒，吃汁酽味浓的干烧鱼，海阔天空，侃山说地。常常在座的，记得有王小波、张颐武、邱华栋、祝勇……诸君，而解玺璋，也偶会参与，他既不善饮，也不健谈，圆脸庞令我觉得永如满月，从无阴缺的联想，那挂在脸上的微笑，似乎无法卸下，也无意溢出，总是自自然然地笑咪咪，成为他的招牌面容，他听大家侃时候多，自己发表见解时少，一旦插进议论，却是心平气和，头头是道，这样的人，当然易于为各方所接受，我也很喜欢他。后来我迈过花甲的门槛，也不常在城里居住，三星餐厅的聚会侃山，也就只剩下渐渐远去的回忆。但聚会过的诸君，除后来名声大噪的王小波与始终不大为人所知的王姓记者不幸夭折无法再见外，其余的忘年朋友，多数也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玺璋亦是其中之一。
玺璋现在已是京城著名评论家，其评论的范畴，从文学、影视、舞台演出一直延伸到诸多新的文化领域，除了对具体的作品进行品评，他还常从作者入手，品人论格。最近他忽然跑来，说是近年来“读人”之文，已经积累颇多，欲编为一集，以飨读者，我乍听，当然为他高兴，但他接着就提出请我作序，我一听，就为自己不高兴了。
说实在的，我懒于为人写序。我当然首先会对邀序者说，我不够为之作序的资格。我这样说是真诚的，然后却是无效的。人家找到你，当然是觉得你够资格。人家看得起你，你岂能自暴自弃？于是我往往接下来就会给邀序的人出难题，比如，我就问玺璋，你这个集子既然是写作家的，那么，某某某，你是否写了？如果写了他，那么，我明白地告诉你，那是我一生到目前为止仅此一位的仇家，你的“读人”里有他，我是万万不能写这个序的！我等着玺璋说，啊呀，不知道呀，既然如此，我就把写他的那篇撤下吧！于是我就会义正词严地说，你写他是你的自由，我岂能干预？你既写了当然就要保留，而且应该去找能接受他的人士来写这个序才是！谁知玺璋竟坦然地说，他虽写了如许多的“读人”文字，却偏偏并没有去“读”那一位，当然不是因为知道我与其人的过节，刻意要与我“同仇敌忾”，只不过是始终没有对那位产生兴趣罢了。在世为人，有爱不必隐瞒，有恨也不必遮掩，但个人之间的恩仇，其实没必要都弄到诉诸公众的文字上去。我与那位仇家的恩怨，虽已在我断断续续写着的回忆录里有所揭橥，但相关的文字其实是把我与那人都作为特定时空中的生存个案，来冷静剖析，折射世道人心罢了，而我的回忆录，现在也还不成熟，远未达到可以出版的程度。为了摆脱作序，我连这个招数都使出来了，但对玺璋却是落了空，我最近才看了他早就通过电邮传给我的“读人”目录，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确实没有我刻意要排拒的那位。但我还是推托，说我现在老眼昏花，无力去读他那些文章。他见招拆招地说，您跟我相交快二十年了，您写序无需读我的文章，您也“读人”，不就有话可说了吗？
噫，好个玺璋，倒真勾出了我能以为序的话语来。记得十几年前在三星餐厅，玺璋曾跟我聊到，曾在八面槽附近，偶然结识到一位书痴，此人学历不高，职业平凡，住在胡同杂院，居室湫隘，然而藏书甚丰，许多现在绝版的书，他那里都有，跟他交谈，似无口才，论相貌，则个子矬面皮粗，但……说到这里玺璋更加地笑咪咪，抖出包袱来——此人却惊人地有桃花运，清华的窈窕女硕士，对之一见倾倒！我忙问缘由，玺璋偏隐而不发，当时又有别的忘年交插进话来，引入对别的话题的争议，我也就始终未得其要领。现在回想起来，玺璋确有“读人”的眼力，可惜那次他所谈及的只是个无名之辈，倘若是知名人物，他在许多评家论者咳唾之外，也还能为我们抖出包袱——他的与众不同的“读点”与“变焦”来，哪怕只是与别人嚼过的馍多一点点不同的滋味，也就足令我们欢欣了！
评论不好弄，尤其是对早有人评论过的对象再加聚焦与解析，难得有一点点不同，有一点点已足可珍贵，如果不仅是一点点的新意，那就意味着突破。玺璋的这些“读人”文章是否有所突破，我不能瞎恭维，但回想起他对八面槽那位仁兄的“读”与“解”，就觉得，他是会多少提供给我们一些与其他评论者不同的东西的，在这个号称多元多样然而常常把人与事往一个模子里填塑的文化格局中，播种与收获哪怕是仅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的思维，也是弥足珍贵的。
难得有一点点不同。我这篇序，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追求写出的。愿读者诸君，能从这本集子里，至少咀嚼出一点点不同的况味来。
2010年虎年初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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