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音乐剧的身份焦虑

——看中国原创音乐剧《英雄》有感

解玺璋

    近日看了号称中国原创音乐剧，又称“新国剧”的《英雄》。该剧是根据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改编的。故事抽取小说中乔峰的命运作为主线，表现他的身份焦虑和内心的矛盾冲突。在他身上，纠缠着国仇与家恨，生之恩与养之义，还有难以割舍的爱情。在经历了多重情感的困扰、折磨、挣扎之后，他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生命，或许可以化解和超度这许许多多的爱恨情仇。

    故事并不是很复杂，这当然是音乐剧所希望的。音乐剧属舶来品，它重歌重舞却不重故事，它用爵士乐和踢踏舞的轻松、热烈、活泼、幽默，打破了古典西洋歌剧的庄重、肃穆和典雅。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音乐剧的时候，似乎只有百老汇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样式。但是，它显然不是唯一的。号称中国原创音乐剧的《英雄》就希望能从百老汇音乐剧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它不仅拒绝了对于爵士乐、踢踏舞这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模仿，而且要“探索东方审美价值和追求民族文化主体精神”，其理想目标就设定为上世纪初余上沅、熊佛西、徐志摩等人所倡导的“新国剧”。

    据说，《英雄》就是按照这种理想或理念创作的。该剧是否具有“东方审美价值”和“民族文化主体精神”，我说不清楚，但其音乐和舞蹈的确显示出不同于百老汇音乐剧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首先表现为剧作者要给通俗、娱乐的音乐剧，平添一种引人思索的哲理象征的意味。这一点我们从该剧的选材，以及舞台的处理，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座矗立在舞台后方，几乎占据了整个舞台的“牢笼”，包括刻意设计的、给人以压抑感的灯光，最直接地表达了剧作者对于人的现实处境的解释；至于音乐和舞蹈，甚至演员的服装、服饰，贯穿于首尾的狼嚎，也都指向剧作者所期待的“文化主体精神”的实现。

    可惜，剧作者所做的种种努力，由于太过用力，看上去就显得有些刻意，有些勉强。我们都知道，理想或理念在很多时候只能是我们努力接近的一个目标，而不能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英雄》的剧作者恰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说到“东方审美价值”和“民族文化主体精神”，剧作者怕也是心里有而手上无的。他们要“探索东方审美价值和追求民族文化主体精神”，但所用方法以及所选择的途径，其实是很西方的，得到的结果也就有一种南辕北辙的荒诞感。这也提醒我们，要做一部具有“东方审美价值”和“民族文化主体精神”的“新国剧”，又何其难哉！求新并不难，难的是这种“新”还得是“东方”的和“民族”的。

    由此我们看到，剧作者似乎过于看重作品的身份或名分了。这种来自身体内部的焦虑和乔峰倒有某些相似之处。近百余年来，我们先是希望用西方来改造东方，后来又希望东方能改造西方。其实，文化的碰撞、沟通、交流、融合，往往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强行嫁接的结果，所得到的只能是个“四不像”。说句老实话，我们对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究竟了解多少？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剧”又了解多少？所以，当我们以为，凭借“东方审美价值”和“民族文化主体精神”，将百老汇的音乐剧加以改造，所得到的就是“新国剧”的时候，不啻盲人骑瞎马乎？我想，音乐剧，即便是百老汇的，也有它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而国剧（绝不单指京剧）的博大精深，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梅兰芳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探索和改良，难道不是“新国剧”的滥觞吗？比如他的《天女散花》《贵妃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