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京梆子
解玺璋
《柜中缘》中刘玉玲饰刘玉莲
《状元打更·责夫》刘玉玲饰刘金蝉
《大登殿》中刘玉玲饰王宝钏
听京梆子,在我的经历中,只有很少的几次。最近这一次,是今年春天,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观看刘玉玲从艺京梆子50周年专场演出。刘玉玲是当今京梆子的代表人物,曾经两度获得戏剧“梅花奖”,在戏曲界可谓艺压群芳。她初入这行的时候,只有11岁,先从恩师李云卿开蒙,随后又拜京梆子名家李桂云为师,专工青衣、闺门旦。李桂云是京梆子的一代宗师,由于她的不懈努力,京梆子在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衰落之后,终于在五十年代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开创了京梆子的新生面。刘玉玲就是她的得意门生,衣钵传人。
京梆子这个称谓,最初就是听刘玉玲讲的,以前习惯上都称“河北梆子”。在一次戏剧研讨会上,刘玉玲站出来为京梆子正名,她说,叫了这么多年的河北梆子,其实是个误会。北京的梆子,还是应该叫京梆子。说老实话,当时我隐隐约约觉得她提的问题很重要,但为什么重要?并不是很清楚。直到这次听了她的专场演唱会,我才算慢慢地有了一些体会。
梆子腔出现得很早,大约是明末清初,在西北的民间,就生成了一种全新的戏曲音乐体制,它区别于以昆曲为代表的曲牌连缀式唱腔,以节奏、板眼(节拍)为主,又辅以旋律的变化,于是被称为“板腔体”。李调元在《剧话》中说:“俗传钱氏《缀白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实际上,这种“以梆为板”的乱弹,也只是针对着昆山腔被文人士大夫称为“雅部”、“正声”而言,一俗一雅,泾渭分明。不过,这种不雅的“板腔”却是戏曲舞台上的新生力量,清康熙以后,它与被尊为“正声”、“雅部”的昆山腔争夺艺术生存空间,几乎占据了戏曲舞台什之七八的地盘。到了乾隆年间,昆山腔不仅在乡村庙会上无力与“乱弹”竞争,就是在城市的戏园中也只能“边缘化”了。乾隆二年,徐孝常为张坚的《梦中缘》传奇作序,曾这样描绘北京戏园的情景:
长安(北京)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迭股倚肩,饮食若吸鲸填壑,而所好惟秦声啰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早在乾隆初年,梆子腔就已经征服了北京的观众。可见,它离开自己的发源地,即陕西、甘肃一带,或陕西、山西交界处的蒲州、同州一带,进入北京的时间,应该更早。后来被尊为国剧、国粹的京剧,即皮黄腔,也是“乱弹”之一种,也采用“板腔体”,只是比梆子腔晚出,其中的“西皮”,据说还是从梆子腔中演化出来的。最初的梆子腔主要是在村社的戏台或旷野搭台演出,康熙末年有一首《竹枝词》,单道此事:
山村社戏赛神幢,
铁板檀槽柘作梆。
一派秦声浑不断,
有时低去说吹腔。
还有一首《江南竹枝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梆子轰动扬州的情景:
由来河朔饮粗豪,
邗上新歌《节节高》。
舞罢乱敲梆子响,
秦声惊落广陵潮。
由此可见,梆子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昆山腔完全不同的音乐特质和艺术风范,而这种特质和风范显然来自它所依赖的不同于昆山腔的文化背景,这其中就包括了它的民间身份、草根情怀,以及它独有的地域环境特征:来自黄土高原的强劲西北风,以及从天而降的黄河之水,这些都赋予梆子腔粗犷、单纯、浑厚、苍凉的音色和韵律,从这里流淌出来的声腔,就有了一种慷慨悲壮、高亢激越、痛快淋漓、刚劲流畅的穿透力,有人描述为“其声甚散而哀”,又说,“其声呜呜然”,都是强调它的悲情、悲愤的意味。戏剧家洪深先生曾经指出:“秦腔剧目悲剧最多。”也是注意到了梆子的这个特点。80年代初,我在《山西日报》实习,曾跟随陈其安老师在临汾、运城一带的县城听蒲剧,听碗碗腔,以后又在长治听上党梆子,在忻县听晋剧,即中路梆子,那种苍凉凄楚、高亢粗犷的声腔,裹挟着来自乡野的泥土气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然而,进入北京之后的梆子,为了适应城市观众的口味,不得不在唱腔、表演、伴奏等方面进行诸多改善。那些有心计的艺人就吸收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京腔以及其他戏曲演唱形式,因此曾有“京秦合流”、“昆乱兼演”等现象的发生。如果说,明末清初的北京戏曲舞台曾有过“以俗胜雅”的经历的话,那么,在后来的日子里,梆子、皮黄却更多地转过来寻求“雅”化了。于是,“雅”化了的梆子,就被人称为京梆子。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人们更是用京梆子来命名李桂云——刘玉玲恩师的表演艺术。李桂云是梆子艺术的改革者,她很善于从其他艺术中汲取营养。早在30年代,她就拜梅兰芳先生为师,革新了梆子的青衣花衫。同时,她也曾得到程砚秋先生的指导,并与盖叫天、贾碧云、童芷苓等京剧名角同台演出。洪深先生说她“兼有梅程之长”,又说她“雍容华贵如梅,唱腔多变化如程”,这都绝非虚言。实际上,她还向电影、话剧学习,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人们都说,经她改造过的梆子腔,不再仅仅是高亢粗犷、慷慨悲壮,或“其声甚散而哀”,还有了优美动听、沉稳细腻的特点,也能婉转传情,留下很多不尽之意。
刘玉玲的演唱脱胎于李桂云,又有她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兼学其他艺术方面,向声乐界求师访友,颇有先师的风范。70年代,她拜在郭兰英的门下学唱民歌,并将民歌的演唱方式和音乐旋律移植到梆子的唱腔设计和演唱中来。她的嗓音宽厚,行腔自如,更赋予京梆子一种清新、细腻、柔美、甜润的审美特征。在从艺50周年专场演唱会上,她表演了三个节目,分别是《柜中缘》、《状元打更》中“责夫”一折与《王宝钏》中的“大登殿”。《柜中缘》是一出喜剧,讲的是农家姑娘刘玉莲把岳飞之子岳雷藏在柜中,救他脱险,喜结良缘的故事。刘玉玲则扮演这个年龄只有16岁、稚气未脱而情窦初开的农村少女,她随着母亲的呼唤应声出场,一声“来了,来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儿像一只翩翩起舞的彩蝶飞到观众面前,前一个“来了”音短声脆,后一个“来了”娇柔而带着拖腔,有点儿在母亲面前撒娇的意思,那种轻盈,那种妩媚,眉目传情之间,谁能相信演员此时已经62岁?她的老师李桂云曾在45岁时演过这出戏,已经使人称奇,以为是剧坛的一段佳话。她以现在的年龄,要演刘玉莲,难度应该更大,体形和角色的要求之间也有差距。但是,她的身态、神情、音调和声腔,还是让你觉得眼前就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就连她的任性、羞涩、紧张、害怕,都是那样的真切。作为一出喜剧,在这里主要是看演员表演的,特别是官差前来搜捕岳雷和哥哥突然返回,发现屋内异常这两个段落,喜剧的意味最突出,最鲜明,则完全得益于对表演动作的设计和安排,而这种设计和安排所依据的,主要是角色的年龄,也就是说,这些表演动作、身态神情,都只能属于16岁的少女,然而,刘玉玲的表演却几乎使观众忽略了她的年龄,这时,你只有情不自禁地赞叹她的艺术才能。
如果说《柜中缘》要看演员如何“演”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责夫”,更多地其实是要听演员如何“唱”的。《状元打更》是一出新编戏,讲的仍然是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刘金婵(亦名金玉婵)在凤凰山救了沈文素的命,二人遂结成姻缘。此后,沈文素进京赶考,得中状元。刘金婵千里寻夫,沈文素却因为她的草寇身份拒绝相认。刘金婵含悲离去,并将娇儿抚养成人。值此国家动乱,刘金婵挂帅出征。沈文素押粮来到军营。刘金婵之妹素萍见之,为姐姐伸冤命他敲梆打更游营示众。沈文素悔之万分,痛心疾首。刘金婵见其真心悔改,遂与他和好如初。这出戏是刘玉玲的代表作,她扮演的刘金婵,是个领兵打仗的大元帅,台上扎靠,看上去非常精神。“责夫”一折是这出戏的高潮,是最后实现“破镜重圆”的关键。其中主要唱腔都是她自己设计的,为此她还荣获北京市新时期十年优秀唱腔设计一等奖。“曾记得那年三月天”一段,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她对刘金婵这个人物及其内心情感的体察和理解。这个被丈夫抛弃了13年的女人,忽然在战场上与丈夫重逢,往事不堪回首,却又历历在目,她要将压抑在心中十几年的愤懑、冤苦都发泄出来,这时,很需要一段义正词严、慷慨激烈而又痛快淋漓的唱腔,来抒发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据说,刘玉玲在这里借用了她的老师李桂云在《三娘教子》中用过的“大搭调”,为刘金婵创造了一段行云流水般听着过瘾,唱着解气而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唱腔。“搭调”本是梆子腔中常用的辅助性板式,具有无伴奏、节奏自由发挥的特点,用在这里倒是恰如其分。
接下来,刘玉玲又演了一出《大登殿》。这是她的看家戏,13岁第一次录制唱片,她唱得就是这出戏。她在剧中出演王宝钏,这也是个苦命的人儿,寒窑中等丈夫,苦苦等了18年,终于苦尽甜来,有了结果。《大登殿》唱的就是这一段。薛平贵做了皇上,唤王宝钏上殿,要封她正宫娘娘。这时的王宝钏,已经不是武家坡前挖野菜的王三姐了,刘玉玲彻底改变了她的扮相,从前那套穷困时的行头,现在换成了凤冠霞帔,还有8个宫女排成的场面,登场后一句“金牌调来银牌宣,王相府来了我王氏宝钏”,唱得真是荡气回肠,刚劲有力,看起来,18年的煎熬苦难并没有消磨王宝钏相府小姐的气度。接下来一段“二六”,王宝钏深情地唱道:“讲什么节孝两双全,女儿言来听根源。……唯独有女儿我命运太苦,彩球单打平贵男。爹爹你设下陷阱命他去征战,分明是叫儿夫,命丧阵前永不能回环。倘若是薛郎他果真把命断,你害的不是别人,是你的亲生女儿王宝钏。那时节我冻饿而死,倒卧在寒窑前。老爹爹难道说就称了你的心愿?狠心的老爹爹呀……”这一大段“二六”她唱得从容舒展,委婉情长,而且行腔流畅,节奏铿锵,把王宝钏积压了18年的许多心里话都倾诉出来,可谓是情真意切。这段唱腔原是她的恩师李桂云根据京剧《大登殿》改过的,她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使之更符合王宝钏的身份和情感。这一段义正词严、有情有义的诉说,不仅使她的父亲心服口服,观众也觉得入情入理,使得王宝钏这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女性,形象更加鲜明和丰满。
听京梆子,对我辈来说,也是十分难得的经历。很久以来,我们对它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这与它悠久的历史及广泛的影响其实是不相称的。很可能,我们越是更多地了解它,就会更深地爱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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