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余地：诗人的生与死

——《不留余地》序

解玺璋

    零七年国庆长假期间，卿卿忽然打来电话，说，余地自杀了！电话里，她哭得十分伤心，不停地说要我帮帮他。我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帮助一个远在昆明自杀的人。她提醒我，余地有一部小说稿在我这里。她说，出版这部小说是余地的遗愿，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帮他实现这个遗愿。何况，他还留下一对双胞胎和一个身患绝症的妻子，特别需要大家的帮助。我这才想起卿卿曾经推荐过一部小说，作者好像是叫“余地”。我连忙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一定去努力。

    余地发给我的小说，题目叫《毒血》，是个长篇，主要表现一场突发的生物恐怖战。故事发生在一个叫K城的地方，一夜之间，恐怖传遍了这座城市。在一个名叫“天堂之门”的组织的操纵下，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病毒迅速在城市里传播，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数十万人染毒身亡。于是，一场生死决斗在这个城市里全面展开。这是一部集悬疑、恐怖、战争、医学知识于一体的政治幻想小说，全书共10章，每章5节，总计13万字。余地的文字是很有想象力的，最后的结局更超出所有人的想像，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

    但是，这本小说的出版却进行得很不顺利。我通过朋友先后找了几家出版社，读过稿子之后，大家都面露难色，觉得这个题材太敏感了，即使把故事背景推迟到未来几十年后，也没人敢冒这个风险。书的出版没有进展，在昆明，余地自杀却不可阻挡地由个人行为演变为社会性的公众事件。卿卿几乎每天都要打来电话，向我述说余地自杀以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的越来越多的疑点，不是怀疑他的自杀，而是他在生前用了太多的谎言包装自己。他的婚姻是假的，他的漂亮、可爱的双生子是假的，他的“妻子”的军官身份和病也是假的……卿卿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也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作家，眼里不揉沙子，爱也好，恨也好，都表现得很直接，从来不加掩饰。余地的虚伪和谎言激怒了她，让她寝食不安。她不再同情余地，她把更多的同情给了小姚。有时她愤愤不平地在电话里大喊大叫：余地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女孩儿！她说她一定要把所知道的真相都写出来。所有善良的人们，那些关心余地、爱戴余地、在网上为余地捐助的人，都有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

    卿卿的笔头很快，没过多久，《不留余地》一书的初稿就写出来了。我是她的作品的第一读者。说老实话，我很钦佩她的敏锐和勇气。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把一个诗人自杀的全部真相都了解得很清楚，又能不带偏见地行诸文字，不是十分容易的事。她对余地的才情一直都是很钦佩的，但是现在，她不得不面对余地所留下的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女人。在这个女人面前，她不能把余地看作一个诗人，而是一个丈夫，一个男人。于是，她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目前看来是十分尖锐的问题，即作家如何为人的问题。作家，或诗人，常常生活在自己所想象的世界里，他们会创造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以逃避混乱的、苦难的现实世界的烦扰。他们编造了谎言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我想是可以的吧；但他们不能用谎言包装了自己来欺骗公众，以换得一点虚荣和同情。“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都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手段”（柏格森语）我们既不能完全摆脱现实的社会关系，就还承担着社会的责任，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对所有和你建立了一定社会关系的人负责。这是对于作家或诗人最现实的考验，罗曼·罗兰说过：“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相当价值的性灵比最伟大的艺术品还可贵。”他还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这些话我们现在听起来似乎是比较地陌生了，在这样一个商业价值观和唯“物”至上论渗入我们骨髓的时代，谈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或诗人的精神和道德，似乎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好像作家，或诗人就一定拥有道德豁免权似的。读卿卿的《不留余地》，让我们重新回到对文人德行的关注上来，重新思考作家或诗人的社会责任感。绝不是余地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脱不了干系的。

    卿卿在她这部关于“余地之死”的纪实作品中，并没有刻意地解释，或追问，余地的死因。她是对的。诗人的自杀无疑是一种生命内在的秘密。世上就有那么一些秘密是不允许自己被人讲的。爱伦·坡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每夜都有人在自己的床上死去，临死前紧握着忏悔牧师苍白的手，乞哀告怜地望着神父的眼睛——随着心灵的绝望和喉头的痉挛与世长辞，这都是因为他们心中包藏着不堪泄露的可怕的秘密。”然而，诗人已经安歇，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以探究秘密的方式，再去打扰他。在这里，我们关心余地的死，思考死的根源，其实是为了活着的人，为了活着的人能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

    西方学者涂尔干的经典自杀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认为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的状态下，要么是一个社会偏离了正常状态，要么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偏离了正常状态。他进一步解释自杀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性当中固有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只有在社会性与个体性保持平衡的时候，人才处在正常的生活状态。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个体性，那么，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己型自杀；如果这个社会过于强调社会性，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他型自杀；如果这个社会整体上失去稳定，就会带来失范型自杀”。（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但在吴飞的研究中，他也发现，大多数发生在家庭里的中国式自杀，更多涉及的还是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从卿卿对余地自杀的描述中，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很多东西。在这里，有余地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环境失范带来的问题，或者还有很偶然的因素。我们不必套用西方自杀理论，我们也不必将“绝望”强加给余地，以基督教为精神背景的西方自杀理论在谈到“绝望”的时候，并非我们一般以为的，在生活的压力下，对前途失去希望，而是对自己被救赎的绝望。实际上，中国的诗人们是很少在这个意义上绝望的，更多的可能是，社会性和个体性失去了平衡，从而达到了某个个体内心所无法承受的临界点。所以，这里不存在加缪所说的“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这样一个纯粹西方式的命题。

    网上有些朋友，喜欢拿海子类比余地，这种类比是轻率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海子和余地，都是很好的诗人，但他们也有太多的不同。不仅思考的问题不同，面临的困惑和苦恼也不同。他们都选择了自杀，却都带有自身特定的精神指向。我得承认，除了《毒血》，我没读过余地的其他作品，尤其是那本《内心：幽暗的花园》，被认为是“心灵的秘密札记”，对于了解余地的精神世界，恐怕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应该细读的，却一直无缘相见。直到这次要写这篇所谓序言，我才在余地生前的博客里，读了该书的一些片段。余地称之为“诗性随笔”，他所追求的是“诗与思的结合”，我在这里引述几段：

    ——没有人可以面对来自内心深处的质问，因为我们犯下的错误已经太多。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包括我从一面镜子里面获得的那些东西。把镜子作为一个借口，我始终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那些被看成是多余的人，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已经不再重要。没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了，他们现在可以重新思考这句话的含义。走在热闹的人群之中，我永远是一个多余的人。

    ——最后，你一定会发现，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失去。你必须面对，剩下的一片巨大的空白。那些来自你眼睛的深处，那一片漆黑的深渊。

    ——不能确定的仍然是你的身份，一个在深夜醒来的人，你所有的问题毫无例外地指向了自身。被一片巨大的茫然包围，这几乎是肯定的。然而你必须在一面镜子面前，保持你所有的自尊。

    ——从一场雪到另一场雪，你永远都在泥泞之中跋涉，因为所有的黑暗都来自于你的内心。只有从雪的内部放射出来的光芒，才能照亮你的眼睛。这就是你必须承受的命运，在一片白色之中走向最后的终点。

    为了便于编排，我在引述这些诗句的时候，稍微改变了一下他的格式。但从这里，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触摸到他的神经和脉搏呢？他对人生价值、人的命运以及生命意义的追寻和思考，是不是很让我们感到一些温暖和感动呢？人总是个复杂多面体，体现在余地身上，应当承认，他既有“罪性”的一面，也有“德性”或“神性”的一面，或者他的“神性”就体现在他的“罪性”之中。这里倒可以借用加缪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自杀最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罪性和神性的紧密纠结和矛盾。余地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产物。

    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活着的人，还要承担起生的困苦，并在这困苦中追求人的幸福和尊严。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好自为之吧。

    拉拉杂杂写来，是为序。

    注：卿卿著《不留余地》一书即将在华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