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作家浩然

解玺璋

    浩然走了。《晨报》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并希望能得到确认。我给北京作协打了电话，得知消息是确实的。

    浩然真的离我们而去。一天当中接了很多电话，都是谈浩然的。交谈中感到，人虽然尚未远去，但在许多人的心里，对他已经很陌生了。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议论，人们既不了解这个人，也不了解他的作品。我为此而感到很伤心。风云流转，事殊世移，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

    2004年3月，我曾去医院看望他。那时，他因脑血栓发作，再次住进医院，已经快两年了。他的这个病，第一次发作是在1995年，以后又多次发作，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而这一次似乎比前几次都要严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寂寞地躺在病床上，身边只有女儿和护士陪着。但他的精神，看上去很好，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我，嘴角微微颤动，露出一丝笑容，正是我所熟悉的宽厚的笑容，可惜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暖暖的，我感到他在用力。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想起了我，但护士说，经常有朋友来看望他，朋友握着他的手，像有一种心灵感应。这时，他一定有许多话想说，但他却只能默默地流泪或者对朋友笑一笑。我一直觉得，他的病是和这些年他的心境有关的。他在一些场合也曾表示：“因为不被理解而蒙受磨难，使我委屈和痛苦，甚至在重重围困之中，突然病倒，险些瘫痪。”

    我认识浩然，大约是在1973年。那时，我在东郊一家化工厂上班，也喜欢文学，算个文学青年。我们的邻厂有一位大名叫瞿祖庚的，是个工人作家，“文革”前就在《人民文学》发小说，我们都很羡慕他。有时，他也过来给我们工人创作组讲怎么写小说。有一次，他说能把浩然请来，我们听了都很兴奋，天天盼着那个日子。那天，浩然果然来了，陪他一起来的，还有给《金光大道》插图的画家李培戈。他一身农民装，剃的平头，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浩然是大作家，我们都很仰慕他，他这身装束，是我没有想到的，从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0多年过去了，他那朴实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他谈到自己的创作，谈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也回答我们那些看上去很幼稚的问题。谈话期间，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那种不厌其烦的样子，让人感到很容易亲近，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也没有。他说，好的小说就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我想起他的小说，《喜鹊登枝》、《一匹瘦红马》，都带着这样新鲜的泥土气息。

    送他出来时，见他骑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他和李培戈蹬车走了，我们一群人目送他们远去，我想，他这个人和他的小说，真的是一点都不走样，都是那么朴实，那么自然。昨天在电话里，有位年轻的记者问我，浩然的《艳阳天》是不是有问题？我一时发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是觉得，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是他所无法超越的，但他可以忠实地写下他的观察，他的感受，他的认识。他没有打算欺骗读者，他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恰恰因为这一点，他的写作及其成果，都是那个时代历史的见证。我还记得当年读这部小说时的情景，好像哭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哭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眼泪哗哗地流，止都止不住。现在想一想，《艳阳天》真是写得好，人物一个是一个，都那么鲜活、生动。浩然对农村的生活，农民的语言，生活的细节，言谈的方式，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写起来也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其实，我的喜欢《艳阳天》，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再有就是为了书里那个名叫焦淑红的女青年，竟让我心生爱慕，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里都是她的形象。这点小意思当时是不便公开说的，只能藏在心里，现在想起来倒像是一段初恋。

    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副刊部，跟浩然见面、打交道的机会也就多起来了。那时，围绕着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已经有了很多争议，他自己也很苦恼，不知道如何才能从这种困扰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我有许多作者朋友，他们都是基层的作家、诗人，说起浩然，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情。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北京有很多大作家，大家都很仰慕，都很尊敬，但对浩然，恐怕还多了一点亲切，一点感激。浩然帮助过的基层作者实在是太多了，前几年我在一篇短文里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1995年5月26日至1996年5月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写了《我心目中的柴福善》、《穆乡蓓蕾》序、《方楠出版画集感言》、《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渔阳六十景〉序》、《〈新人新作〉序》、《农家院出了个女诗人》、《〈大平原〉创刊感言》、《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时》、《张宝玺现象》、《农村需要文学》、《〈浩然中短篇新作荟萃〉自序》、《勤奋而执著的高国镜》、《寄语清风文学社》、《〈沉重的爱〉序》、《〈写作知识丛书〉序》、《我获一个“特别”奖》、《我最珍视的盛誉，最感激的盛情》一共18篇文章。要知道，那正是他第一次脑血栓发作在家养病期间啊，由此我们可以领略病中的浩然努力工作的风采。而且，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为扶植那些来自农村、基层的作者而作的。他曾说过：“我自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我自己是业余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学小苗最渴望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加以扶植。”这是浩然与很多作家都不一样的地方，他有很多来自农村和基层的作者朋友。他以真情对待他们，他们也以真情回报浩然。

    晚年的浩然携老妻定居京东三河，他曾经理直气壮地告诉朋友：“我是冀东人，落叶归根，打算死在三河。”在这里，他最终完成了三卷本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和《圆梦》，并开始进行他所倡导的农村“文艺绿化”工程。他是离不开泥土的，他给自己居住的小院起名“泥土巢”，意思就是一个“下蛋”和“孵雏”的窝。在这所普通的小院里，他和一些支持者一起筹建了三河县文联，创办了旨在“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的文学季刊。还是在这所小院里，他给农家院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们编辑了一套《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改变了三河建县以来一千多年没有作家、诗人的历史，填补了三河史志文学栏目的空白。前两年我去廊坊，那里的朋友也在感念浩然，他们告诉我，浩然在包括廊坊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究竟栽种、培植了多少文学的树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而他自己这棵生命之树，在那枯老枝头，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

    浩然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一个朴实、淳厚的好人。他那宽厚的笑容，是我毕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