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于叙事迷宫之中
——读《蟋蟀》
解玺璋

    读徐名涛的小说《蟋蟀》（《钟山》发表时名为《重复一千遍的谎言》），我有一种走进叙事迷宫的感觉。小说弥漫着氤氲的雾气，神秘而又充满诱惑。作为读者，我几乎始终在寻找这座迷宫的出口，这个动作贯穿于我的整个阅读过程。但是，走向出口的路径总是显得扑朔迷离，多年积累的阅读经验在这里似乎一点也用不上了，一切都要重新体验和感受。有时我觉得已经找到了一条通道，但走下去，却又山重水复，陷入新的迷茫；有时前方出现一片亮光，我以为那就是指引我们走出迷宫的希望，殊不知仍是自己的幻觉和虚妄。
   
    故事开始于中秋之夜的一件人命案。一个叫秦钟的年轻人，不明不白地死在陈家大院那口老井里。而阿雄，大院主人陈掌柜的第四房姨太太，正是秦钟青梅竹马的恋人。阿雄为何不嫁年轻的相好秦钟，反而成了年过四旬的陈掌柜的小妾？这本来就是姥桥镇人深藏心底的一个谜团。人命案再次激发了他们破解此谜的浓厚兴趣。作者此时好像身兼二任，既是身居小说之外的叙述者，又像是好奇的业余侦探，在小说内追踪此案真正的凶手。这显然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要掌控整个叙事，另一方面，他又承担着搜寻凶手的任务。他的叙述冷静而又诡异，他对悬念的设置，看似信手拈来而又巧于安排，他在两种身份中自由转换，表现得十分娴熟。比如他在叙述阿雄的某个心思时，不经意地提到了知县的死，“不过知县后来自缢身亡……”，这种语气看似随便，其实是精心的安排。他巧妙地唤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使叙事进入了一个环环相扣，一环套一环的迷宫之中。

    通常我们读这样一部情节复杂的小说，会在途中发现一些作家有意无意留下的路标和足迹。这些路标和足迹，更多的应是作家与读者的共谋。它们不仅引导着读者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还帮助读者组织起小说的意义以及对小说的解释。也就是说，作家希望通过这些路标和足迹发出一种信号，使读者跟随着他不致在阅读中迷路。而《蟋蟀》的不同之处在于，作家在叙事中很少使用那些已经被读者认识或了解的符号元素，比如时代特征、人的身份和属性、各种社会性关系，包括阶级关系，都被作家抽象出去了。这时的读者，就像《水浒传》里身陷盘陀路的石秀，不是没有路，而是不识那些由作家反常规设置的路标。性急如我者就会问，作家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艾科在《悠游小说林》中把读者分为模范读者和经验读者。所谓经验读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读小说，并不在意作家要告诉他什么，而只是从阅读中寻找可以触动自己内心情感的东西，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而模范读者则不同，他们不是自顾自地在小说中寻找自己的事迹和感受，不想把叙事的丛林变成自家的小花园。那么，这是需要作家和读者很好地配合的。作家应该向读者提供双方认可的游戏规则，读者也应学会理解作家在叙述中对新的规则的创造。《蟋蟀》带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阅读体验。他不是要写一个大家族大厦将倾时的血腥和残酷，也不是要写物质欲望对人的异化，更不想写出新旧交替中成长着的新生力量，人们看到，那个不知道爹是谁的孩子，最后还是“提着一个蟋蟀罐在大街上走着，神情痴迷而狂热”，历史似乎只是一场轮回。

    但是，人的沉沦和各种世相还是在作家的叙事中渐渐地呈现出来。在这里，人性的复杂以及生活的促狭纠缠在一起，显示出命运的无常。作家在设计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关系、设置矛盾冲突、推进情节发展等方面，难免表现出一点儿任性和随意，但从整体上来看，小说却有一种紧凑和沉重的感觉。在这里，读者可以很容易找到一种阅读的快感，但这种快感中却包含着疑惑、恐怖、惊奇和焦虑等非常复杂的因素。实际上，无论焦大、阿雄、梅娘、陈掌柜、少东家，还是年轻的知县，都写得非常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