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年近九旬的周汝昌先生病了。

根据作家刘心武的说法，起因是周先生的书稿新版《红楼梦》遭遇了无良出版商：由于该书原出版社力量薄弱，周汝昌希望有另谋他社出版的可能，然而，原出版社声称，周若改找其他出版社就是侵权。

这一事件，双方目前还在打笔墨官司，是非曲直，旁观者一时雌雄莫辨。从逻辑上分析，至少有三个话题是相互纠缠的：

其一，周汝昌是否有权另谋在他社出版自己的著作？查询可知，2002年9月15日施行的新的著作权法，其修订目的之一在于保护著作权人享受到更多的权益。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无需多说，一切均可由法律解决。如果按照合同法和著作权法，周先生无法打赢官司，那只好算了。为周先生代言的刘心武先生或许预感官司难赢，所以才主动打电话给媒体，意在求助于舆论。

其二，周汝昌为什么希望在换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书中暗表，原出版社“宣传发行力量薄弱，世人鲜知红学大师已集毕生心血编著成这样一部奇书”，因此刘心武先生出来打抱不平，希望保卫文化，这个说法当然未可厚非；不过，还有绕不过去的一个可能：毕竟，换了出版社大量发行后，作者可以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这一点，刘心武自然不会说。顺便提一下，我对此感到好奇：他为什么没有说？

其三，原出版社为什么拒绝作者换出版社？最表面的原因是：之前有出版合同。不过刘心武解析说：因为他本人提出愿亲自为周先生的新版《红楼梦》写作一部释评类的作品，与该书一并发行；而原出版社听说刘心武将加入到这项出版工程中，又耳闻《揭秘红楼》销量很不错，便认为新版《红楼梦》将要大红大紫，所以死活不答应周先生的请求——除非（注意：这里才是要点）第三方出版社愿意与他们签订一款大笔让利的合同。

现在，我们把三个线索联系起来看，是哪一个因素在贯穿所有问题？看上去，答案似乎很形而下地呈现出来了：利益。著作权人由于预期的收益，希望换出版社；原出版社由于预期的利益，反对换出版社；刘心武先生由于已经成为著作人的合作者，“手头资料早已备齐，但出版计划眼看要搁浅”，预期的收益不免也要受阻，因此求助于舆论。

然而，这是一个涉及文化名人的文化事件，因此其关键词“利益”不能只诠释为“经济利益”，而整个事件的本质也不会这么简单和表面化：

新版《红楼梦》耗费了周汝昌家族两代人50年心血，整部书稿系根据十多种《红楼梦》古本整理完成，因此文化价值巨大，如果不能由出版社大量发行，势必影响了人类文化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耳失聪、两眼近乎失明而坚持治学的周先生站在了道德伦理的高处，而代言人刘心武先生的侠义与公益之心也不容置疑；对于他们的立场，读者、大众、媒体自然也会响者云集。

但，一个蹊跷的问题是：如此优秀文化著作，原出版社当年怎么只印发了区区数册而且还卖不掉？而现在换了出版社就会大量发行，就会引发巨大的利益预期呢？

答曰：“到了去年，红学已经大热。”刘心武如是说。

你可以因此得到以下解析：红学没有大热时，“优秀文化著作”就没有市场；红学大热时，“优秀文化著作”就有市场。从此案的证言、以及时间线索上继续推理：这个红学的大热，恐怕以此案中的刘心武先生因为“百家讲坛”而大红大紫最具有象征和阐释意义。

简言之，身为红学大家、当代硕儒的周汝昌及其两代人50年心血之作，是不能推动红学的大热的，而身为电视红学家的作家刘心武先生则可以。周汝昌的新版《红楼梦》是不能撬动市场的，而经过刘心武的释评后就可以。在这个生态链条中，周汝昌、媒介、刘心武、观众和读者、出版社、市场、社会，他们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

当下之中国，学术与时尚相比是如此弱势，而文化在资本面前又是如此哀怜。时代的舞台上，这些角色所演出的这一幕幕反讽之剧，我们曾多次目睹，或许我们还将继续见证。

周汝昌先生病了。他的病是我们这个时代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