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叶夫图申科的诗：“向孩子们撒谎是错误的。向他们证明谎言是真实的也是错误的。不要原谅你意识到的任何错误。错误将反复出现、继续发展。将来，学生们不会原谅我们原谅了那些事情。”

我一下子能想到的是三个巨大的谎言。

第一，教科书谎言。书上经常写，当出现巨大的非正义事件时，我们国家的管理体系会通过司法程序予以纠正，我们可以相信法律的崇高。然而，纽约市的教师们常常和我谈起州政府对正义的阻挠，对学校的打压。为什么不告诉孩子们这些事情呢？我们有义务让受教育的人理解这个民主还是发展中的民主，如果他们不能掌握各种技术来发挥一个公民应有的积极作用，在斗争中把进步带入他们未来的成长岁月，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将永远无法改变。

为了让这类问题的提出更加不偏不倚、公正无私，教师们应该想办法给学生提供更多反面资料，使他们有机会真正而非象征性地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资料包括大量历史资料，现在的期刊论文，电视上播放的有力度的评论观点的录音带，以及法庭听证会的文字记录，等等。再根据这些资料设计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并可加进学生的考试内容，根据这些资料对更熟悉的教材中的真理进行分析，使学生能够对这些真理和他们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加以比较。

教师们不应该试图隐藏自己的思想，在将其定义为自身信仰的时候，这些思想应该是透明的。这样，孩子们就可以据此去判断或挑战教师的言论。

在班上和孩子们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我的孩子们在课上分成两派，毫不掩饰地站在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学生双方精神抖擞地调动自己的一切知识来捍卫本方观点。无论辩论中的多数孩子最后都去了哪里，至少他们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摆脱了消极的常态。

有时，某个或是一群和我意见不同的学生变得非常活跃，以致到了失礼的地步，我从没感到这是对我个人的冒犯。每当这时，我都非常高兴，他们这种对立的心态让我甚为欣慰。我知道他们在思考。

第二，勉励性谎言。当我们要求学生们齐声重复“是非成败皆由你”的时候，这种谎言无情地告诉那些条件最差、资助最少、隔离最严重的公立学校的孩子们，他们学业上的成功或失败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自我决断和个体的坚持不懈，而外部世界（如州长、学校董事会）在阻碍他们求学方面并没有施加任何影响。难道教育制度对于儿童的未来和成长就没有任何影响吗？难道纳税人也不发挥任何作用吗？难道国会、法院和地方议会在这些孩子求知机遇范围内，对于规划孩子们将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就没有任何责任吗？这似乎也在传达这样的信息，应该由“他们”而不是“我们”来负责。这显然推卸了许多可能十分珍贵的、我们认为是国家应该从长计议的义务和责任。

人们听任这些孩子自己去和这些极具危害性的理念进行斗争，即认为与富有的白人孩子相比，他们一次次的失败完全是因为自我性格中内在的缺陷，或者是一种文化遗传——缺乏意志力、缺乏基本动力和正常的渴望，或者是因为他们智力上存在缺陷。

年轻教师该寻找直接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制订一个教学计划，对联合起来对付学生的令人忧惧的不平等进行清晰阐述，不但不会伤害他们的信心，反而还会坚定他们的决心，激发他们的斗志。赋予孩子们坚强的意志，不仅可以通过激励他们在校努力学习，而且可以通过培养他们未来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潜能来与这些不平等进行斗争。他们会从小事做起，逐渐成长壮大为能够撼动美国社会道德良知的力量。

第三，职业导向学习的谎言。这个谎言要求10岁左右开始申请初中或者是13岁左右申请高中的学生把他们的着眼点放在具体职业的选择上，而不是为自己设计一个自由开放、不受拘束的学习前景。

这里最大的欺骗性在于，多数孩子几乎没有任何途径来获悉，在他们10岁、13岁的时候，在工作和将来的学术活动中，在社会提供的机遇与回报方面，在生活中都存在着哪些可能。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无从作出最佳选择。

对于一个刚步入青少年时期的学生来说，如果他没有任何途径了解自己实际上都有哪些选择，那么“职业选择”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出路。

尽管一些学校时不时给人们推荐的选择听上去具有适当的平等主义风格，有时还相当具有诱惑力。许多这类学校公开表明他们的招生目标就是那些没指望上大学的孩子，当然这些孩子也不会被人们看作是能给我们的社会作出贡献的人，通常人们认为他们只能够解决只有他们这一经济阶级和种族的孩子才适合的“更加现实的目标”。

（本文节选自2010年4月8日中国教育报推荐的《给青年教师的15封信》，（美）乔纳森·考泽尔著、史亚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