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穿过门口的地下通道，看到一幕：四个男人，一个女人，四十岁左右，屁股底下坐的是破旧的棉被，棉被上还有报纸，卫生纸，牙膏牙刷，显然，他们昨晚（或许这段时间一直）就睡在地下通道。通道很通风，可依然有刺鼻的小便味道，这五个人应该是同乡，他们围坐在一起吃早餐，一块豆腐，几个馒头，除此之外，还有小葱蘸酱，两个“康师傅”矿泉水瓶子，里面装的是白酒，相互传递着喝两口。

经过过道的人都很匆忙，路人经过他们的时间不过两三秒钟，他们旁若无人地吃着喝着，不妨碍任何人。

他们暂时栖身的地方很有意义：他们眼前1公里是中国的交通枢纽西客站，他们身后距离中国的新闻联播1公里，他们惦记的家乡在700公里以外，“和谐号”回家只需要160分钟。

不知道他们距离幸福有多远？有多久？因为我不敢确定他们对幸福的理解是很什么？

他们为什么会来北京？应该不是去看天安门，但愿不是为了上访，也不是来看病的，但愿他们的孩子在北京读大学，娃快放暑假了，因为假期要打工挣学费不回家了，他们是过来看娃的。

他们睡不起地下室，却坚持要喝点小酒，即使是在一清早，就着那一把清脆的小葱，蘸着酱，还有那块豆腐，这不是简单的解决温饱，而是在制造幸福，路人可以说他们是苦中作乐，但是，也许就在传递“康师傅”塑料瓶的那些瞬间，他们有一种感觉叫“幸福”。

生产幸福的器官，不是眼睛不是嘴巴也不是耳朵，是心。

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情，心情不好会失眠会抑郁，甚至会自杀。

N连跳，仅仅是“富士康”吗?

他们跳的不是楼，是差距，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导致的差距。

谁愿意离乡背井？但是，谁又愿意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

中国农民养鸡赔钱，所以他们选择进城变成工人，生产“鸡的屁”，没有他们，如何保八？半年前，他们 “荣登”《时代》封面：他们淳朴的脸上也有微笑，苦涩酸楚又无奈茫然的微笑。

工人应该有工会，工会是保障工人权益的，奥总都要看工会的脸色，担心他们罢工闹事没事找事。中国工人有事也得装成没事，多大的压力都得自己扛着，因为你不干后面排长队等着的人有的是呢。中国也有工会，工会每年要干两件大事，一是发套套（劣质橡胶的），二是办票票（公园年票）。

一样的肤色一样的母语，一样的富士康，为什么是深圳？为什么不是台北也不是桃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