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非散记：之四

                      “老红军”·嘎玛。

                                          文/杨春生

      嘎玛是我们17年前首次进入非洲时招募的第一批黑人技工，开一手好车。嘎玛的全名叫佛朗西斯·嘎玛。据说黑人以前是不讲究姓氏和名字的，17世纪以后，随着英、法、匍等国相继进入非洲殖民，从城市到部落，黑人才一代一代的逐渐有了名字，但他们的姓氏，大多沿用了当时殖民者或庄园主的姓氏，这样才形成了今天许多黑人家族姓西方姓氏的奇观。可惜我不是研究姓氏起源和姓氏发展的学者，如果我有这方面知识储备的话，相信我会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举个例子，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现任肯尼亚的部长中，姓氏中含有西方姓氏成份的起码超过了三分之二。比如，除了现任总统叫：姆瓦伊·齐贝吉外，其他的象现任财政部长叫：戴维·姆维拉里亚；现任安全部长叫：克里斯托弗·穆伦加鲁；现任文化部长叫：拉斐尔·蒙亚奥等等。我说的这些高官，要是不告诉你他是哪个国家的部长，你能想到他们是非洲人吗？

      我说这些不是在啰嗦什么，我是在为我的另一篇小文章在进行一点有效的思考，这就是早期出身于被殖民家族的黑人的今天，由于有了一代又一代与西方文化的融合的机会和基础，今天他们家族的后代真正担当起了治理国家的重任，在处理国家和国际事务中才勇敢的肩负起与原殖民者“叫板”的重任。当然，噶玛姓拂朗西斯，说明他的家族也不是一个平凡的家族。

     噶玛长着一头浓浓的黑发，猴面包脸，肤色黑的象木碳，强劲的阳光下有一种流油的质感。肯尼亚国家不大，但有42个少数民族，噶玛是能征好战的卢奥族人，所以他的肤色黑的正宗，一头黑发也比一般黑人自然绻显的更象弹劲十足的钢丝圈。

      在肯尼亚，说到噶玛，大伙儿的眼睛都会发亮的，这不是因为他和我们相处的时间长，而是因为他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我们赴肯17年来所经历的一切特殊经历。比如遭劫、遇土匪、迷路、失踪、患无名病等等，凡是我们公司经历的磨难，他都经历过，在过去的17年时光里，我们的工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我们雇佣的黑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就是噶玛没换。噶玛是我们公司的活历史，噶玛已经和我们的公司融为一体，噶玛用他的真诚和坦荡折服了大家。

        按赴肯的时间算，有人说噶玛应该“够离休”了，也有人说，如果把我们的公司改编成赴非洲的维和部队的话，噶玛起码封个营长、团长的。说的当然是玩笑，但噶玛在大伙儿心中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老红军”是大伙儿出心眼儿送给噶玛的“官”称。

      记得1995年，因邻国索玛里内乱，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和索马里政府军的两面夹击下，索玛里许多反政府武装和部族准军事武装的散兵游勇被逼窜过边界，进入肯尼亚。有的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有的沦为土匪。这是一种对援外人员生命安全的最可怕的浅在威胁。当时我们的营地在肯尼亚沿海省的塔娜河地区，说这里离肯、索边界还有200多公里，但在握有现代化进攻手段的武装人员的轮子下面，屈屈200公里简置就是奔袭战中的一个点而已。危险一直在威胁着我们。

       我们第一次遭土匪袭击是在这一年的八月。八月正是东非洲的旱季，骄阳比火球还要疯狂的一直占居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整个东部非洲就是在一个火炉里，不要说能走的动物都迁徙走了，就是不能运动的植物也都很自然的封闭了所有能散发水份的细胞，完全的进入了一种“假死亡”（或也叫“冬眠？）状态。这是一年中大自然对所有生物和生命最苛刻的时光，是生物进化过程中最有效的岁月。为了给黑人发工资，这早晨由噶玛开车，带着我们的会计人员去离塔娜河150公里的东非最大港口城市，位于西印度洋边的蒙巴萨取款。安全起见，我们特意与当地警察局联系，破例在噶玛开的巡洋舰（一种车牌）上增派了两名全赴武装的当地武装警察。这天下午当噶玛的车开到离营地80公里的一片丛林中的时候，突然从丛林深出蹿出一股土匪，二话没说，就用乌黑发亮的AK---47从对面向我们的运钞车扫射过来，当我们的会计人员和雇佣的警察反映过来的时候，噶玛已头部中弹趴在了方向盘上。这时只见正前方还有两个肩扛40火箭筒的土匪木桩一样立在路中央向“巡洋舰”瞄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会计人员和武装警察只好赶快向对方喊话，并下车趴在地上以示不做反抗。因为根据我们的在境外的施工规定，凡遇危及中方人员生命安全的突发情况，保人不受袭是第一位的。见我们的人员束手就擒，两个土匪端着枪，示意我们的人双手抱头面朝地趴着，不准抬头，其他几个土匪清点了一下“战利品”后朝天上放了几枪，开着我们的车连同噶玛一起又蹿进了丛林。当地方援军赶到后天已黑了下来，我们的人当时回忆说，噶玛当时是头部中弹的，鲜血和脑浆都崩到了黑人警察的身上，加上这一带大型食肉野兽多，又值旱季，大家断言，噶玛的人一定是不行了。就是不死也会变成那些饥饿的野兽们裹腹的餐点的。

      当晚，许多中国工友和黑人呜咽着、哭着，大伙儿自发的聚在一起，在营地旁的一块高坡上点起篝火，为噶玛超度，希望他的灵魂能在大家的怀念中尽快升入天堂。是啊，在国外，往往奇迹就出现在你事先无法设定也无法构想的“不可能”之中。事过三天，大家还没从失去噶玛的怅然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传到了营地，你说怎么着？噶玛没死！

      据噶玛后来回忆，其实那伙土匪当时也很咳怕，必竞这里是另一个国家，他们每次实施抢劫的时间都不可能太长，最多不能超过十分钟。否则时间一长与当地武装人员交上火对为保存实力而被迫蹿入他国的他们来讲，当然是不划算的。所以，土匪们只要能实现抢劫的目标，不是迫不得已一般是不会再加害被擒者的。之后，这伙土匪开着抢来的车，在丛林中一阵狂奔，接近另一个公路转弯处扔下了车和噶玛，带着巨款爬上前来接应他们的车逃走了。

      噶玛和我们的车被土匪丢弃在离事发点40公里外的另一段新修公路约几百米的丛林中。也算噶玛命大，噶玛在车上昏迷了一夜不仅没被野兽吃掉，第二天还在本能的支撑下，滚下车，艰难的爬过几百米丛林，在路边被中国路桥公司的一支运石料车队无意间救起……                

      这就是我们饭后茶余经常提起的噶玛，一个和中国人一同出生入死，并用自己的脑袋为中国人挡土匪子弹的噶玛。“老红军”噶玛，是我们中国公司的员工最敬重的一个黑人兄弟。

                                        2007年10月2日

                                         草就于·塔娜河边一片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