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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安电影公司运营总裁，自创《红色时代传媒》和京城著名的《悠季瑜伽中心》。之前任法国桦榭出版集团著名品牌杂志《ELLE-世界时装之苑》主编。
离开ELLE是个很痛苦的选择。我对ELLE非常有感情，以至到现在，我还会像评刊那样从封面文字看过张张页页。见到售刊亭还会忍不住问：“时尚卖得多还是ELLE卖得多？”我珍惜我在ELLE所得到的一切，ELLE是一个精致的世界，它培养了我的辨别力，它使我懂得如何操作一个品牌媒体，调动一个团队，他给了我弥足珍贵的职业经验和人脉网络。
总有人问我，为什麽要离开ELLE？
离开的原因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因为压力是职场必须面对的。离开ELLE是因为在ELLE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但同时我也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在ELLE工作，意味着我每周一早8点从北京飞往上海，每周五最晚一个航班回到北京，这还不包括品牌会议，读者调查出差，我没有自己的生活。人要衡量，如果我在工作方面，能有特别大的发挥，像瑜伽在我最初的时间，我可以有个取舍的选择，但当你觉得自己在做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这份工作很多人也可以做时，你会觉得没有牺牲的必要。创造是我职场上的根本需要，而不是某一个职位。我在职位上没有唯一的选择。我本身是学电影出身，在法国桦榭出版集团的5年平面媒体经历之外，我其它时间都是做影视。所以离开ELLE是因为创造上的抑郁，是因为知道会有更适合我的创造空间。
2003年的三月是个多事之春。离开自己曾经以心投入的工作，面临重新创业的忐忑，爱情又突然曲终人散，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彻底失重的滋味。原本放松心情的印度之行突然变成了生命之旅。我去寻找生命的一个启迪。
印度之行于我如一个新生。在印度瑜伽首都瑞诗凯诗，7天瑜伽冥想的收益是我后半生都享受不尽的。在瑜伽冥想的日子里，我奇妙地一天一天变化着，久违的天性，久违的愉悦又重新复归。瑞诗凯诗的太阳雨洗涤了我常年的都市滞埃，生命的美好，万物的轻盈开始在身体里流动。这里的陶醉使我脱离了世俗的表象感触，而遥望和感受那尘埃之上的光明和生命。在这个有些浑厚气场的陌生国度里，我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它帮助我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用另一种思维看生活。
我的生存方式由此转变。尊重自己的愿望瑜伽成为我生存的中心，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面对自我，我明白在我生命中什么事对我最有意义的，对职业的选择，对个人生活的设计，都以此为生命的准则。我的生活是我的心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如既往地继续着自己的事业，自创的公司起起落落。我平静地应对未料的艰辛和变故，心境平和，清晰，愉悦。
如今，身边有美丽贴心的女儿笛笛的陪伴，家里多了一个哑哑踹动的宝贝萧萧。事业上挂帅新长安电影公司。还有，带回了瑞诗凯诗的瑜伽，创办了《悠季瑜伽》，在北京皇家园林日坛公园里，开辟都市中的一方脱世净土，让人们享受浮生半日闲。
新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否定，你用的排除法——因为选择就是放弃。我感激上天给我了这场冶炼，并让它成功变成一场新生。
尹岩
Q 什么时候最艰难？
A
1994年巴黎。女儿出生，强烈的母性告诉我必须认真立业。但我所有的文凭在巴黎根本没有用，我当时能找到最好工作是超市收银员。那段时间，我有很强的危机感。求业的危机以我完成巴黎高等商学院MBA结束。
Q 有没有最坏的打算？
A
我从来没有最坏的打算，我是一个信奉“有危机马上行动”的人，所以波折一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Q 最难的时候，你通常是靠什么支持自己？
A 读书和旅游
Q 有没有生命中最重要的三秒？
A
改变我命运的三秒发生在巴黎，当时我看到《亚洲大趋势》，我想我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到中国做真正的大事业，三秒钟的一个决定，一个月后，我离开法国著名媒体公司，举家迁回北京。我写了无数的求职信，第一份工作月工资3000元，但我很庆幸那三秒的决定，三个月后就在法国国家电视台亚洲记者站任职，拿回了我在巴黎的薪水。
Q 对你来说，有没有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生中的三天”？
A 应该说是七天。在印度纯粹瑜伽的七天。我去的时候满腹梳解不开的心事，整个人像个黑暗的房间，每天的瑜伽课就像一张无形的手，把我房间里的窗户都推开了，放进道道阳光。
Q 怎样看待你的新生？
A
感谢老天送给我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生存认识，我知道我的生命力来自创造。
Q 给读者一些建议？
A
当你遇到重要选择的时候，我建议你设想60年后，当你的生命接近终点，那个时候，你会认为哪一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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