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北大无小事”，所以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的每句话甚至是非常普通的一句话，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讨论，甚至是争论和质疑。近日，本刊记者有幸聆听了许校长亲自解读近期曾经受到广泛关注或者引起轩然大波的五句话背后的含义。
         北大校长许智宏解读曾引起争议的五句话

                                                      采写/王肇辉

 

第一句饱受争议的话：“乐意看到学生去香港读大学”

   我记得是在7月24号的时候，有记者就“香港现在到内地来招收大量的学生”跟我做了一个采访。我给他们的一句回答就是“我乐意看到更多的学生到香港去读书”。
我想表达的是，因为香港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既然我们北大每年接受很多香港的同学，为什么我们的同学就不能到香港去读书？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一个大学，它的学生的生源必须多元化。
   有人问我“今年香港的大学到内地来招生，一下子就招走了15个各省的状元。我会不会有一种被挖墙脚的感觉？”
   我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状元”顾名思义就是他考分最高，那稍微低一点的考700分、690分的同学就是不好的？不能这么讲。我曾对很多媒体讲：我甚至认为差30分、差40分，从本质上看没有多大差别。我相信至少前5%的学生，他们从天性上没有本质的差异，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把这些学生培养得最优秀，这是最关键的。当然我也希望状元的选择将来也是多元化的。

 

第二句饱受争议的话：“北大的学生卖肉没什么了不起”
    这句话肯定是有语病的，我想纠正一下我在什么条件下讲的。我记得在前年的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大学问题的时候，有人大常委就提出：“怎么北大学生还有卖肉的？这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有，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但是我是有这样几层意思：
    一个北大的理念，肯定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教育使同学得到应有的知识并学以致用；另外我觉得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讲，我们所追求的“做每一桩事情，他应该争取做到最好”，中国老话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做到最好；第三在中国当前的状况下，作为校长我也很难确保我校毕业的学生一辈子都在一个岗位上，他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挫折的时候。作为北大的学生，就要有应对这种挑战、挫折的能力，关键是出来后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记得我在人大常委会上大家讨论时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媒体登出来的时候，变样了。我也觉得很茫然，后来传到美国甚至更有人讲：许校长就是主张北大的学生可以卖肉。
有人曾这样问我：“北大每年的经费可能需要20个亿。那么平均到3万名学生的身上的话，一年可能要花6、7万，那么4年下来这些学生每个人可能平均20多万，如果他成为了一名学者、一名企业家，可能大家觉得物有所值。如果走出校门之后，他们从事的是卖肉的工作，作为校长您会不会觉得这20多万花得有点可惜？”
    我想说，作为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北大，相当一部分的教授承担着国家的科研任务，不能把它简单地分到各个学生的头上。很多研究院承担研究任务，这是要给国家交差的，并不是教育经费。这个意义上来讲，实际上研究型大学的成本是高的。由于这样成本高我就必须培养我的学生能够对社会有用，能够做出贡献。我们当然希望避免这种（卖肉的）事情。

 

第三句饱受争议的话：“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取消”
    还原一下当时说这句话的情形：这是在去年的12月4号，我到广西大学去发表一篇研究成果，题目是《一流大学与人才培养》，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会说要改变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情况？前因后果是这样的：我讲研究生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我们的学生已经够苦了（当然，我有点调侃），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考过来，研究生还要考试！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主张总有一天这个研究生考试（要取消）。
    如果说大学是打一个基础的话，研究生是培养你某一方面的专才或者研究的能力，这种情况是不能拿考试考出来的，我们更需要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高考就没有办法考察，只能根据全国统一考试或者省的考试，都是根据成绩录取。研究生如果再按这种方式来录取的话，那我觉得真正要培养的创新人才都被扼杀掉了。
   我更多希望看到的是比如大学的经历，他做过哪些？他的能力怎么样，比如动手的能力、思考的能力怎么样，他做过哪些实验，他有过哪些经历，创造过哪些实践，通过一次考核，几个教授坐在一起谈一谈，就可以基本判断出来。
   当时媒体上又开始讲：许校长说北大马上要取消考试！我从来没有讲过北大要马上取消考试，但是我希望逐步改造，我们更多想考查他们的能力，另外逐步减低笔试的权重，更多是对他各方面素质综合能力的考试。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研究生还要考试的，也许我孤陋寡闻，至少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靠全国统考录取研究生。

 

第四句饱受争议的话：“教育没有绝对的公平”
    我记得多年前，山东青岛有位同学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陈至立同志，青岛的那位同学考分考了很高，比全国很多别的地方同学都高，但他不能去到好的大学。也有人主张：应该把全国所有考生都放在一起按分数来录取，我针对这个讲了这句话——我讲教育没有绝对的公平。
    作为北大，作为一个国家的直属大学，我必须确保我的生源的多样性，我必须确保学生来自全国的各省市。如果全国统一按分数的话，那也许北大学生全是来自沿海城市，那西部很多后进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许根本就没机会。
    作为一名教育家，我内心肯定希望我们的教育是绝对公平，可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
   如果说教育的现状是一种相对公平的话，我个人感觉，我们的不公平还不在于是不是按人口比例选拔，而是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能不能通过我们高考这种形式被选择出来？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以考试成绩来论英雄。

 

第五句饱受争议的话：“最苦恼的是经济问题”
    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困难，当然困难的程度也不同。作为大学来讲，我们承担了很多不该是大学承担的事，比如我们没有社会保障系统、我们的离退休人员越来越多，现在北大离退休人员马上就要达到8000多人了。去年光用于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就一亿两千万，这都是按照国家规定要付的。教育部直接给我们的大概就是4000万左右。就是说中间一大部分要我自己想办法去弄，所以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有人问我：“在90年代，国家因为要建设一批一流大学，所以给北大拨了一个18亿的专项款，这是特别教育经费。在2004年到2007年期间，好像又拨了18个亿。如果北大都还觉得太穷、觉得钱不够花，那其他学校怎么办呢？”
    我想说，我到北大已经六年半多一点，长期以来，坦率讲国家的欠账比较多，这几年实际上第一期的18亿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基建，当然大学不是靠大楼，主要靠教授。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设施的大学，要想留住人？不可能。即使美国哈佛、耶鲁每年也都在造大楼，耶鲁大学最近又在搞个生命科学大楼，一个多亿。
    教学的硬件一定要提高。随着科学的发展，很多新的领域出来，我怎么可能不去造些新的设施呢？那多少经费觉得够呢？对于北大来说，随着发展，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需求，我想没有哪个大学校长会讲钱够用，包括外国大学，即使是哈佛，它每年也在持续不断地找钱。
    虽然经费紧张，但我到北大也曾承诺：考取北大的任何一个学生，绝对不会由于家庭的困难，不能到北大来或者中途辍学。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学生。
    我希望给大学校长有更多的自主权。因为我想，校长最清楚我需要应该哪些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