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采访某单位一副科级领导，同去的文字记者陪着殷勤的笑，从包里掏出一包硬壳大红鹰，挑出最挺刮的一棵，双手递上。该副科双手依然交织与胸前，努力仰起嘴鼻以使他的目光能透过鼻梁上的眼镜投向小记手中的烟。终于，他的双眼费力地将焦点锁定在过滤嘴前端金光熠熠的商标上，随即非常操劳地眯起眼，嘴角抿出一丝客气的笑：“小兄弟，在我这里，还是抽我的。”说着，粗短绵软的手指缓缓滑进他深色制服与衬衫间狭小的缝隙，摸索了许久，掏出一个几乎已经干瘪的红色软盒，将其中仅有的两棵依着他胸部曲线弯曲的烟扔给了我俩，然后，一手摘下眼镜，一手很随意地伸向茶几下，掏出一个红色的长方体，粗暴地扯开个口子，掏出个小些的红色长方体，再粗暴地扯开，兴许是手指太粗，一下自捏出了三五棵烟，点燃其中的一棵，其余，很随意的被甩到了满是废纸的茶几上。我眼神不好，看不清过滤嘴上的商标，只看见红色长方体上，白色的华表相当显眼。

　　在同事识趣地将手里的大红鹰小心地重新放回采访包里时，我下意识地用不抽烟的手按了按兜里的烟暗自庆幸自己的愚钝，发烟时让他抢了先——中午出发前，由于得知下午要和领导干部打交道，我和同事用饭卡一起在食堂的小卖部里买了相同的烟。

　　大家抿着嘴点烟的当口，采访陷入了一丝尴尬的沉默。趁机，我的思绪和满屋粉紫色的烟雾一样，萦绕起来。

　　大学里，手里的烟是钱包厚度的晴雨表。月头的时候，寝室里弟兄们会争相掏出好烟与大家分享，多半是生活费刚刚到手，兴冲冲地采购来的奢侈品。月末的时候，午饭只能以白饭拌辣酱凑和，烟瘾只能靠“伸手”解决，当人人都在伸手的时候，我们会一窝蜂的在画室那满是铅笔屑的墙角，寻觅月头富裕时被潇洒一掷的烟屁股，如获至宝般擦拭干净，点燃了和弟兄们分享。再或者，放下大男子主义的架子，问抽烟摆腔调的女生讨几枝极其细巧极其难抽的香水烟，边抽还不忘边骂，这也算烟？

　　月头买来的好烟里，学生干部往往掏出中华，艺术青年清一色外烟。更绝的是，学生干部并不拒绝抽外烟，再抽不惯也会拿来熏上两口，嘴里不舒服脸上仍挂着感激的笑；艺术青年却死抱着外烟不放，即便在潦倒的日子里，也会挑口味最接近外烟的中南海凑合，国产烤烟，决不。这种性情上的差别，一直延续着过了大学四年的日子，直到今天。

　　美院的烟民想必是比较多的，学院明令规定画室里不能抽烟，实施起来自然变成了画室开空调的时候不能抽烟。老师在与不在一个样。我想这大概也是校运动会美院成绩往往不堪的主要原因。当然时至今日，我还是想忏悔，当我代表报社足球队比赛体力不支双腿打颤的时候，我无比怀念中学里球场上那个跑不死的自己，顺带，也向大学期间无辜受我二手烟的同学们道个歉，至于寝室里的兄弟，我就不客气了——没有你们的传帮带，我也不至于那么早多出这笔每日的固定开销。

　　想起一首快被忘记的歌“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再想起这首歌的同时，也许意味着我已经开始老去并常常追思曾经的酣畅豪情。曾经我断然拒绝了学长递来的中华只因他很不义气地瞧不起我递上的牡丹。为此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极度贫穷的日子里，少了一个可以伸手问他要烟的学长。

　　而如今，我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勇气。

　　当我认真地把手里三元多一棵的好烟抽完，当燃烧的烟丝炙热着我夹烟的手指，我很有腔调地将依旧完整并保持着微妙曲线的烟灰一并投入烟缸中，并带着真诚的笑，与同事一起由衷地赞许到：“好烟到底是好烟，抽完一支，烟灰都不断！”

　　再后来，采访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