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岳福洪表示：北京要减少外地人进入。现在北京有大量外地人，靠出租房子就可以生活，造成北京人越来越懒。此言一出，马上引来网友各种各样的议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那么多，参加全国两会期间说过的话更是不计其数，小编非要拿出这几句在网上散播，我觉得有点为“搏眼球”而挑事儿的阴暗。

身为北京人，曾当过北京市副市长、后调往外地任职的岳福洪，说出这样的话，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解读。说北京人越来越懒，我估计能获得许多外地人的认同；说北京人越来越懒，我估计虽然会有一部分北京人反感，但是也会有相当多的北京人谈然一笑。有北京网友留言说：没错，就是外地人太多了，我们才懒的，不能再惯着我们了，外地人走吧!唉，真是辛苦他们了。

我个人认为，说北京人越来越懒，完全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的行为，总是受到客观环境引导的，这和哪里人没什么关系。如果明天就吃不上饭了，你让他今天懒，他敢吗？可是当他有条件凭借资产赚钱、凭借头脑赚钱时，谁还肯天天去卖苦力呢？更何况，连高层领导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让中国百姓通过资产获得收入，是小康社会的标志之一。所以我说，靠出租房子就可以生活，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道德来说，都完全正当。从合理性来说，这也是市场配置的结果——有人租就是硬道理。就算房主确实因此而越来越懒，也不能全怪“吃瓦片儿”的人不劳而获，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全是贬意。

仅仅几年之前，北京丰台区还在致力于“把木樨园——大红门一线打造成服装贸易集散中心”，那一带的原住民，家家都靠出租房屋致富。可是现在这一带的服装批发市场，却成了必欲早日迁出而后快的垃圾业态。前些年，北京曾强调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引进了现代汽车等大型生产型企业。如今，这一类产业虽然不像服装批发市场那样令人憎恶，但是本届全国两会，也有代表委员建议把所有制造业全部迁出北京，使这类产业也有了“灰色”的迹象。

举这样的例子，无非是想说明：虽然靠出租房子就可以生活是市场配置的结果，但是市场却永远是没有头脑的。换句话说，趋利避害等经济理性是个体的人永恒追求的，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每个人在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时，却极易导致集体的最不理性。而作为公共服务者，实实在在的惠民，本该是通过政策的引导，使人们朝着有利于公共价值的方向做出选择，从而避免“集体最不理性”的出现。北京目前面临的“城市病”困惑，其实正是此前没能做到这一点，其中表现最为集中的，就是对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总是处于摇摆状态。

再回到岳福洪的上述这番话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说“靠出租房子就可以生活，造成北京人越来越懒”，我感觉并不是在批评越来越懒的那一部分北京人，而是在批评围绕北京城市定位而展开的各种公共政策。当前围绕北京和北京人的各种话题和争论，其实争的都是一个共同的根本：北京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城市，应该在全国发挥怎样的作用。因为明确的宏观定位，才直接决定着“北漂”的多与少，北京人会不会越来越懒等微观效果。

外地来京人员总爱说，我们为北京的建设出了力，应该享受市民待遇。可问题的另一面同样严峻：外地人在建设北京的同时，也是资源的需求者，他们在开发市场的同时，自己也在制造需求。试想一下，没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员，北京用的着修建那么多地铁吗？用的着开通那么多公交吗？用的着盖那么多房子吗？建设与消耗的摊子铺那么大，必要性到底在哪里？又有谁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