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前，安徽绩溪大旱，荆州乡乡长胡琦源在电视台表态：“本乡为抗旱投入100多台抽水机”，次日发出的《致全乡人民一封信》中还宣称当日实施了人工增雨。8月10日，数百村民聚集乡政府询问胡琦源“为何不见抽水机，为何没见一滴雨？”胡乡长躲着不见，村民们与乡干部发生了推搡，有村民还将3辆公务车掀翻。此后有参与村民被县公安局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拘留。事发10个月后，其中的5人被判处两年至三年的有期徒刑，5人被判处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对此判决，当事人家属及律师颇有争议。（《东方早报》6月29日报道）
 
看到这一篇似曾相识的报道，笔者想起去年夏天曾经沸沸扬扬的这一起群体事件。搜出当时的报道，全部内容就是“群众闹事”、“乡干部克制、劝说”、“县领导快速反应，要求乡干部安抚群众，帮助抗旱”。对于闹事群众，县委主要负责人的态度，也是“对个别有过激行为的人员加强说服教育工作”。和现在的报道相比，那时出自当地媒体的报道，不仅简短得多，而且也非常“正面”。
 
好在，如今已进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事实的真相，不可能因为媒体的刻意忽略而被深埋。如今的报道，总算揭出了此事的另一面。当地村民为什么要到乡政府讨说法？是因为乡长在电视台的夸夸其谈，对受灾村民有了“伤口洒盐”的效果，村民们有质询的权利；而一个诉求简单的“讨说法”，为什么酿成了打砸、掀车的群体性事件？乡长躲起来不见，群众要讨的说法得不到正面回答是最大的诱因——乡领导如果能有一个诚恳的态度，耐心解释抽水机的去向，人工增雨效果的不确定性，并按照群众的意见承诺整改，事情不可能发展到这个地步。
 
发生了打砸、掀车的事，无论是发生在乡政府，还是发生在普通公民身上，公安、法院依法处理都是应该的。但是处理的前提，是要依据案情的因果来确定当事各方的责任。此事的“因”，上面已经提到。再换个说法就是：村民要求乡长就人工增雨和抗旱设备分配情况作出解释和说明，这是应有的请求权和监督权。没有得到满足当然不是打砸的理由，村民要为自己的打砸承担责任，但这个责任跟无缘无故“欺负人”式的寻衅滋事性质不同。在量刑中只认同“果”的犯罪行为成立，不考虑“因”的催生因素，是不符合法理精神的。
 
更值得深究的是，在办理此案时，法院合议庭建议对五村民从轻处罚，按照损失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最高处罚一年半，但此建议被上级领导否决。而“领导否决”是个什么概念？人们想知道的是，生效的法律判决，本该是在公、检、法的相互制约与监督下，由一审、二审法官通过庭审、质证、辩论、合议等环节来依法判定，任何非办案者的干预，都应该被视为法制社会的非正常现象。这位“领导”到底是谁？量型到底应该谁说了算？由此，这起“冲击政府案”的判决，已被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难看出，当地法院对10名村民的判决，明显有“杀一儆百”的诉求。而公众对此事的关切，除了对当事村民量刑的轻重，更有当地的县乡政府从此事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乡长“表功”、群众“受伤”的现象，在当地是否普遍？是否应该纠正？要说“杀一儆百”，当事的胡乡长，是否应该作为反面典型“杀”一下，给其他干部以“儆”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