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近日设卡时查获一公务员涉嫌醉驾，在血液送检过程中，其血样被人偷梁换柱。交警部门随后发布说明称，是一名协警与当事人母亲内外勾结进行调包，现三人已被予以刑事强制措施。（《温州都市报》6月18日报道）

呼气酒精测试显示106.5mg/100ml ，血液检测结果为20.7mg/100ml，正是因为数据反差太大，才引起了鉴定人员的怀疑，最终通过倒查揪出做手脚的人。也正是因为数据反差太大，也让人看出犯罪嫌疑人或准备不足，或没有经验，最终导致了造假穿帮。

按说，“送检血液被掉包”是非清楚，交警部门也查出了内外勾结的内鬼，此事应该画上句号了。可是我们却很难从纠结情绪中走出来。因为太过恶劣、又太过简单的事情，其背后往往掩盖着许多“不简单”。纵观此事，查出是谁掉包，似乎并不复杂，但是令人感觉复杂的是，掉包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一名区区协警，就可以干出这样的事。

由“协警所为”这样的调查结果，人们可以产生许多联想。首先，人们有理由怀疑，因为定罪量刑与当事者身份有着密切关联，在一个处处都抓“临时工”顶罪的大环境下，作案者到底是不是协警，甚至调查此事的人是不是协警，都会在人心里打上问号；其次，与送检血液之类重要证据直接接触，协警的身份是否合理合法？一旦协警把事情办砸，责任是否只由当事协警一人承担？第三，查出了送检血液居然可以被人掉包，那么以前“偏差值在10个单位以内”的所谓正常值，极有可能也有不正常的地方。毕竟，如果处于醉酒驾驶和酒后驾驶的边缘状态下，“10个单位以内”可以改变定罪量刑，因而值得冒一次偷梁换柱之险的。

由此，我们的关注焦点，就不能不从事件本身，转到事件背后的成因上。是程序本身有漏洞？还是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出现了执行者不认真或故意“缩水”，使程序最终走了样？从种种迹象分析，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规章是死的，人是活的。同为“照章办事”，其中的弹性空间，往往大的惊人。

从制度要义来看，作为重要证据，送检血液的接收、流转，决不是搬运普通物品那么简单。无论哪个环节，都不大可能在没有见证、监督的情况下，只由一名协警独立完成。那么，如今协警却把送检血液轻易掉了包，见证、监督者干什么去了？如果调查结果证实，此事真的缺少了见证、监督这一环，如属制度缺陷，当追究规章制定者的责任；如属见证、监督者失职渎职，当追究他们的责任。

再健全的规章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被动的、表面的、敷衍的“照章办事”，与主动的、深入的、认真的“照章办事”，结局往往天攘之别，这正是掉包者“长袖善舞”的天地。协警的能量是怎么大起来的？在整个事件中，到底谁在被动、表面、敷衍地“照章办事”？他们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才是交警部门最该说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