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重庆打黑”的案件当事人龚刚模做诉讼代理人、反被龚刚模检举而获刑的北京律师李庄，由其代理律师王誓华以特快专递方式向最高检寄出了控告书，一同寄出的还有相关音频、视频共7套。在控告书中，龚刚模称，“所谓李庄作伪证，都是专案组逼我举报。他们让我按照他们编好的文字稿背下来，陷害李庄。开庭时装头痛、不回答问题、故意说方言、不讲普通话，也都是专案组警察教的。”最高检方面表示将按照程序办理。（《新京报》11月25日报道）

如果龚刚模所说属实，专案组的行为是什么性质，相信谁也不难体会。让人初感欣慰的是，最高检相关部门收下了控告书，工作人员也约见了李庄及龚刚模等人，“按程序办理”的表态，虽然有些外交辞令的感觉，但因为没有一口堵死控告人的维权之路，解决问题的希望仍然存在。

站在控告人的角度说，案子能不能翻过来，当然是其争取的最高目标。而作为社会公众，我们除了希望还原当初重庆的专案组到底是如何办案的，更希望看到最高检的“按程序办理”到底会办到哪一步。当初的专案组，无论是由公安局、检察院联合成立，还是只公安局一家，只要确实存在“逼当事人举报律师”这样的事，作为公诉者的当地检察院都难脱干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检即使按内部纠错来处理，也应该启动一个规模较大、相对复杂的调查。而作为轰动一时的热点案件，这样的调查，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应该按照公共事件的处理要求，对社会予以公开。

深入地看，如果经过调查，当初李庄案专案组确实存在违法事实，那么如何挽回由此带来的恶劣影响，又必然会是公众关心的另一悬念。是就事论事、只涉及控告所涉内容，依法依规处理专案组成员，给控告人一个表面的“交待”？还是追溯到因违法办案而导致的错判，重新启动被错判案的再审？这才是控告的真正看点所在。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李庄等人的控告书负有对控告内容真实性的法律责任，如果控告有误，应该承担被控告者诉其诬告的风险。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在控告者充足的证据面前，专案组缺少“反控告”的底气，直至其违法事实成立，那么其违法办案造成的错案，就应该被追溯，李庄案的重审自然就没什么不应该。

对于李庄案的能否再审，李庄本人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再审对我个人没有太大意义，但对法治，对律师制度，对民众的法制启蒙和法制观念的导向，有重大作用。所以这不是李庄个人的事情，这是整个民意的测试，是法制观念的碰撞。”不难理解，就算李庄案是个错案，可李庄也已服刑期满，该坐的牢都坐完了，重审还能给他带来什么呢？李庄的控告书，直接诉求是为自己维权。而对于社会来说，围绕此案而透视出的多层面“为什么”，李庄的控告书将给中国司法史留下什么，才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