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北京实行了“摇号购车”的政策。其中规定“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因为政策中这一“不需摇号”的例外条款，想通过造假提前买车的需求，就成了一个灰色市场，有些人因而打起了造假获利的主意。汽车经销商、社会中介、基层法院的法官，在收集需求、牵线搭桥、制造虚假诉讼案等环节各司其职，上演了一幕幕破坏社会公正、败坏司法形象的丑剧。（《新京报》12月19日报道）

    购车者、汽车经销商、中介，都有各自的利益，他们勾结在一起图谋绕过政策，这都不奇怪。事实上，这三方即使再有什么图谋，没有法院法官的最终参与，他们也做不成什么。换言之，此事的真正焦点，还是法官们为了一已私利，不顾最基本的执业准则，硬是把没有诉讼关系的虚拟当事人捏到一起，造出了“判决、裁定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案，堂而皇之地为购车者过户。在揣起黑心钱时，社会公序被扰乱，司法权被谋于私用。

    不能不说，“有幸”被记者暗访、亲自到车管所递交司法文书办理过户的两位法官，不过是此事浮在表面的“现象”而已。“为防止风险，相熟的法院负责人不露面，业务的事交给手下，收钱的事派其亲信处理，汇款也是直接汇到亲信的账户，总之不想留下任何证据。”“每一笔生意给法院人员2万元，这种买卖每个法院每周最多做5个，多了容易有麻烦。如果生意比较集中，还会通过关系找其他法院办理。”“法院负责人说了，不要和他的人建立联系，让办了事就走。人家不想让手下的人知道得太多”。记者暗访时中介的这番表白，毫无悬念地告诉人们，罩在法袍之内的司法败类，不止于一般法官、书记员这样的人，还有“法院负责人”，也还有“其它法院”。

    前几年，黑龙江某基层法院没有完成规定的结案数，为保住编制，基层法庭在没有受案的情况下，自交诉讼费，凑人名，自按手印，伪造案卷凑结案数。由于要先由造假的基层法庭凭空支付诉讼费，这笔钱最终又只能在以后的办案中加在当事人的收费中。河北的假案法官为了得到2万元好处，黑龙江的假案法官为了保住编制。说来说去，全是为了一已私利。透过这些现象，我们不难看到，在“假造讼案”的背后，是基层司法建设面临的两大软肋：

    其一，法官境界低得令人不可思议。为了保编制可以人为造案，经不住“外快”的诱惑，还要编造假案。为了私利，一些法官的不择手段，和他们所面对的犯罪嫌疑人几乎没有差别。罩在法袍之内的一些法官，很多时候并没有一颗尊法护法、磊落达观的公正之心，而是为了一已私利的营蝇狗苟之辈，实在令人叹息。

    其二，我国的司法制度不仅粗疏，而且太多的行政化痕迹，为司法队伍的建设、司法职能的行使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很多行政弊端，在司法系统被如法炮制。业务把关，仅限于上下级之间的“体内循环”，而来自公、检、法的内部制约，以及来自人大、社会的监督力度实在太弱。区区纸面游戏，竟然在法律效能上一路绿灯，实在令人悲哀。

    罩在法袍之内的司法败类还有谁？这是人们所普遍关注的。希望当地政法委以及上级法院能够一查到底，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待，以挽回此事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