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新高速暴堵20天，媒体记者前往拥堵路段进行了探访。至于堵车的原因，河北警方将矛头指向了北京交警。对于河北方面指出的治理超载等原因，北京交警称，这些有可能是堵车原因，但治超事关交通安全，治理工作不可能放松。同时，超载车辆须从源头抓起。（《京华时报》6月24日报道）

    记者汇集相关人士给出的堵车原因有三条：一是治理超载；二是修理桥梁；三是分流放车。但是据记者实地采访体验，后两个原因对于堵车的影响不是很大。由此可见，治理超载作为堵车的主因，是没有争议的。从报道透露的信息中，读者不难看出，所谓的“治理超载导致堵车”，原因并不在于治超本身，而是由于河北、北京两地对于治超的执法尺度不统一，上游“罚款即放行”的超载车辆，到了下游却被强行卸载造成的。

    谁也无法否认，因为历来存在两地执法力度反差造成的“根据地”效应，执法对象拥有了较大的逃避空间，给执法较严的一方带来了“久打不绝”的困难。2006年，京哈高速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交界处因治理超载罚款问题，发生交通堵塞，2000多辆车滞留，被堵“车龙”一度长达20多公里，受困司机暴怒之下将一辆警车砸毁。治理超载的执法行为，何以引来如此激烈的对抗。笔者以为，除了技术以及其它客观条件原因导致的执法效率较低，人们不堪等待的煎熬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两点：

    第一，治超执法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力度，形成有的地区治理偏紧，而有的地方又明显偏松。而在治理方式上，很多地区以罚代法，安全隐患从此处流到彼处。试想，如果一辆超载的汽车，从出发地就能够被执法者发现，并严格按照法规要求卸载后再放行，怎么会发生“此地罚款，彼地卸载”这样的事呢？

    第二，在“超载成风”的背后，是汽车厂家的为虎作伥。车主为什么敢成倍超载？是因为一些汽车厂家把“大吨小标”当成最实惠的卖点，而买主乐得少交一些按标重收取的费用。在厂家、车主心照不宣打着自己小算盘时，唯独损害了国家和公众利益，大大加重了总体社会成本——道路、桥梁的寿命因此而大大缩短，交通事故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人们从此养成了蔑视规章的“习惯”，秩序意识大大弱化，败坏了社会风气。试想，如果标重8吨的卡车，装上9吨就已到极限，社会上又哪里会有这么多成倍超载的车？

    众所周知，政府依法“治超”，是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切实举措，本身没有任何争议的空间。但是，随着治超力度的加大，因治超而引发交通拥堵，因拥堵而导致的矛盾也在升级。对此，有关部门应该尽早规范治超行为，以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思路，化解相关矛盾，提高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