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云南灾区采访时发现了两级分化的现象，一方面，这场百年未遇的旱灾给农民生活带来了重创，另一方面，干旱导致昆明城区居民生活成本增加，但市民对干旱没有深刻感受，用水未有限制。在采访中，有专家向记者指出，此次西南大旱应该引起制度上的反思，科学救灾要立足长远，政府应借这次抗旱来缩小城乡用水的差别。（《新快报》3月25日报道）

    中国的农村，大多还是“自然村”；中国的农业，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过着自给自足、自我管理的小农生活。旱灾来了，农民只能四处找水，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象。而城市里的供水，有财政投入，有机制保障，有集中消费的市场活跃度，所以，旱灾来了，不用说居民生活用水不愁，连洗车这样的行业都没受到影响。

    如果说大旱之年缺少水源地的农民缺水吃，还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客观原因的话，那“守着水库没水吃”的农民，就实在值得反思了。仔细想来，这种现象集中暴露了当前两大社会痛点：一是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社会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使农民即使守在资源旁边也无权参与分配——你守着水库不假，但这水库是城市的水源地，你无权享用，你的用水要通过其它途径解决。在没有旱灾，“其它途径”不出问题时，矛盾不太尖锐，大旱一来，这个矛盾立刻突出了；二是由对水的控制权，进一步引发水务市场化倾向，使“水往城市流”有了更强的动力——城市用水量集中，水的投入产出率和商品率要远高于农村，谁能犯傻做多投入少产出的事呢？

    不难理解，对水资源享用的极不平衡，一可引发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感，不利于社会和谐；二是对旱灾没有深刻感受的城市居民，不会有真正的节水意识，可贵的水资源不可能得到珍惜。这次西南大旱，不仅使这些问题得以暴露，而且也提供了从根本上解决的时机。

    如何解决，我以为应该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在观念上，不能再以施舍的心态，做居高临下的小修小补。应该看到，城市是一个地区综合资源堆积的产物，被“刮薄”的农村，理应得到城市的反哺。因此，加大对农村公用事业、公共管理的投入，缩小城乡之间享用公共资源的差距，本来就是政府的分内之事；

    二是在做法上，要实打实地通过二次分配机制，用转移支付的手段来操作。步子迈多大，可以量力而行，但是不要只为贪多求快，又搞政策上的“城乡有别”，又动“市场化运作”的心思。否则，未来隐患还会很多。

    三是对农村水资源管理与利用，要考虑与水利建设规划、水务经营与管理的改革同步进行。如今，水利建设的成绩，不到灾年显不出来，也没人重视；供水企业垄断经营，公益化与市场化动辄得咎。这些改革难题，都需要一个适当的契机来推动，但愿当前这场大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