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东站原站长、书记因被拍摄到一张“乘客爬窗上车，铁路人员协助”的照片，而被指“管理不力”遭免职。消息发布后，上万名网友替他们喊冤，甚至筑“高楼”要留下他们。对此，广铁惠州车务段回应：关于东莞东站领导撤职问题，是因为该站对旅客乘车组织不力，该站领导应该承担责任，这同时也是广铁惠州车务段在春运开始之际，严格干部管理，确保春运旅客运输安全有序的重要保证。（《广州日报》1月31日报道）

    从“乘客爬窗上车，铁路人员协助”的情节上，当然可以认定站方的管理责任；从春运安全监管的角度上，书记、站长承担责任也属正常。但是，让人觉得不太正常的，是公众与站方的上级单位——广铁惠州车务段之间，对东莞东站书记、站长的态度迥然相异，进而引出对安全的理解反差非常之大。而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其实也在情理之中：铁路部门对安全的理解，就是“不能出现安全事故”这一条，与事故相比，乘客是否登车成行，他们的关心程度要淡薄许多；而乘客对安全的理解，是在春运这样的特殊时期，哪怕放低一点安全要求，也要能够登车成行。而处于二者之间的车站一方，一方面要顾及安全制度，一方面又陷于“看到一些人挤不上车，蹲在站台上哭，特别难受”的情感折磨，处于法与情的两难尴尬中。

    而在所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背后，矛盾的另一成因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当事列车属于过站车，在东莞东站停留时间仅为4分钟。而当天，在东莞东站乘坐此趟列车的旅客超过1500人，4分钟根本来不及全部上车。”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停靠4分钟的过站车，还要卖出这么多票？为什么在农民工如此集中的东莞东站，不能加长停车时间？而这些，显然不是车站方、甚至其上级单位能够解决的。

    这就为春运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安全制度，是否应该结合乘客“走的了”来制定？安全监管，是否要建立在一个全系统统一协调的“大棋”之下来进行？比如，能否加强事前调研，在对客流心中有数的前提下，通过铁路高层对运力的统一调配，缓解资源矛盾？比如，能否通过控制售票、调整停车时间等措施，降低人多、车挤、上车时间过短的安全隐患？而所有这些，如果只靠日常的“各管一段”来维系，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协调机制，又怎么可能做的到？

    如果仅从微观的“各管一段”看安全，东莞东站书记、站长的撤职，似乎不冤；但是如果从本该具备的“大棋”角度来看，铁路人员协助乘客爬窗，就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书记、站长的领导责任，自然也就不足以被撤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