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某到徐州某高校联系生意，以每张加价十元的条件帮助学生购买车票，随后，该男子携带九十余张学生证到徐州站售票厅排队购票时，被巡逻民警当场查获。此事经媒体披露后，不少在校大学生反映，赵某与学生之间是“公平交易”，赵某以劳动换取合理的报酬，不应该被刑拘。“别说10块钱跑腿费，给50都愿意”。但是徐州铁路警方则认为，赵某做法合情合理但不合法。（《扬子晚报》1月25日报道）

    为什么被“盘剥”的大学生们，反为“盘剥”自己的代购者叫屈？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代购，作为劳务类服务内容的一项，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可以代购什么，不可以代购什么。更何况消费需求是多元的，铁路服务的结构性缺陷总会存在，其中不胜排队之苦，就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有人以窗口排队的方式，为大学生代购火车票，正好起到了市场服务的“拼缝”作用，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无可厚非。

    从法理层面上讲，代人购票与黄牛党倒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行为。前者是受人之托在先，代购服务在后，而且只从售票窗口以零购方式购买；而后者是囤积票源在先，寻找买主在后，且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票源。而铁路警方却认为，赵某的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且倒卖车票达到了一定数量，就构成了违法行为。这种只盯着“有偿”和“数量”来认定违法，不看是否事前接受委托这一关键事实，我认为站不住脚。

    因此就事论事来说，警方应该在对委托购票的大学生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当事者做出实事求是的处理。与此同时，在铁路部门的服务无法覆盖全部需求的情况下，将打击“黄牛”的努力，更多放在非法流出票源的控制上才更有意义。因为控制住了票源，“黄牛”的底气也就没有多大了。

    春运刚刚开始，围绕春运的各种矛盾相继显现。作为一种现象，代购火车票到底算不算“黄牛”？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在定性、协调的同时，更应该借此机会给委托与代购行为制定相应的规范。比如，铁警能否公告社会：凡代购者接受购票委托，要有格式化承诺书，要设定收费高限，代购形式只限于铁路售票窗口排队等。这既可以划清是否违法的边缘，也更有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