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女研究生杨元元，因为家庭贫困等原因而带母求学，申请校方为其母亲安排住宿。但是学校最终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找房没有着落，2个多月里，杨元元与母亲共同挤在宿舍的小床上。在5天5夜没合眼，精神彻底崩溃之际，在宿舍卫生间自杀身亡。（《武汉晚报》12月11日报道）

    惨剧发生之后，杨元元家属向校方提出35万元的死亡赔偿金。有关此事的责任问题，人们从感性与理性的不同视角，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网上争论也因此而空前激烈。因为贫困，因为孝顺，因为太强的求学欲望，为求学和尽孝不能两全而自杀，再加上“逝者为尊”的普遍心理，人们骂校方“冷血”，实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至于责任，如果真的要通过法律诉讼来分清，那就肯定不会循着感性的轨迹了。因此，作为事外之人，现在来谈论是非责任，我觉得是一件很没意义的事。

    笔者注意到，即使对杨元元充满同情的网友，也对她的选择很不赞同。事实上，只要细读报道，就不难发现，杨元元以结束生命的方式以求解脱，与她本人对社会、对自己的一系列误读直接相关，揭示这些误读并警示于社会，才是目前真正有意义的。

    对社会的误读，主要体现在，她把读本科时带母求学、武汉大学破例允许她们母女同住学生宿舍，当作可以在各高校均可通融，以至在决定考取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时，没有过多考虑带母上学可能带来的困境。当校方依照有关规定拒绝了她的要求后，毫无思想准备的她一筹莫展，最终因压力过大而自杀。

    对自身的误读，主要体现在对自身责任的狭隘理解上。本来，带着母亲读完了本科，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生活刚刚有了起色，却又不顾条件，执着地报考研究生，想再一次以带母求学的方式完成研究生学业。表面看来，这是一种向命运抗争的不屈之举，但是由于力所难及，反而给自身、给母亲带来了更大压力。此外，当其身处困境时，除了“5天5夜没合眼，精神彻底崩溃”，没有想到多向亲友们寻求帮助，而是默默扛起全部压力。无论是性格上的过于内向，还是处理问题时思路过窄，杨元元对责任的误读都是显而易见的——仅仅因为不能照顾母亲而自杀，为什么就不想一想，母亲不仅仅需要她的照顾，更需要她活在这个世界上陪伴自己呢？

    贫困不是个人的过错，向命运抗争以求改变贫困现实，当然是值得称道之举。但是在抗争的道路上，我们更应该认清方向，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以求理想的抗争效果。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对社会、对自身的清醒认识。忽略了这一点，杨元元式的悲剧自然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