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7月5日在公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要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高度重视因政府大规模公共投资振兴经济政策引起的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农民工返乡后因土地、林地、草原等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行政案件，行政给付类案件，劳动和社会保障等5类民生案件的审理。（新华网7月5日报道）

    好像是在给最高法上述《若干意见》的必要性做注脚，同一天的《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以“替谁说话”而闻名的一起案件——郑州西岗村村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土地权益，进行长期而艰巨的抗争，却一直收效甚微。而在几年前，某省级高院曾下发文件，对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本应由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理”的、上诉方均为群体的13类案件不予受理。

    如今，最高法出台文件，要求各级法院对民生案件重视起来，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以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状况来说，仅靠法院的重视，民生案件的数量不会降下来，激烈程度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首先，如果民生案件的发案条件在短时间内没有大的改变，案件的增长态势就无法乐观，造案的“进口”过于汹涌，而审案的“出口”过于狭小，法院的“泄洪”能力不可能有多强；

    其二，民生案件的当事一方——手握公权者的法制理念，目前还相当落后。作为一个人人推崇的法制国度，本来应该是“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不得行，公民权利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手握公权者对这句话恰恰是颠倒过来认识的。

    其三，法制环境差，司法独立过于相对，执行力弱。其中既有当事政府观念上有问题，比如认为金融危机就该是“法之不法”的理由；比如政府单纯考虑经济增量，话语权向资本倾斜；也有因为自身利益纠缠其中，比如政府债务等。这样的官司，即使法院判令政府败诉，执行上也存在相当的困难。

    从百姓的角度看，肩负人民赋予的司法权、手握国家司法资源的法院，回避难案、险案，显然是一种不作为。而从法院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不作为，把大量难缠的民事纠纷集中到法院，拒绝受理也是因为不得已。两种角度、两种观点的是与非并不是最重要的。当前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把民生案件拒之门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众所周知，民生案件涉及到的人是最多的，案件所涉事件的社会普遍性，也是最大的。法院历来被百姓称之为“最终说理的地方”，如果通过其它渠道已经“有冤无处诉”的百姓，到了法院都被拒之门外，法律的地位何在？连法律都让人觉得“靠不住”，人们还能相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