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员刘仁文认为，废除死刑应当成为政治家的一种信仰。他坚持认为，我国《刑法》中68个死刑罪目前可废除67个半，即只保留有预谋的严重杀人罪的死刑。死刑不能降低犯罪，相反，过于依赖死刑掩盖了犯罪的复杂性和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中国要想废除死刑，首先应该设法将高达95%的反对民意降下来，在这方面，政治家应该有所作为。”（《青年周末》4月3日报道）

    如此强烈地坚持废除死刑，我以为法学专家真的会拿出一套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但是将专访通篇读过，我也找不出废除死刑任何有说服力的依据。倒是有几个认识倾向，很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惕。

    一是刘研究员认为，死刑的特殊威慑力难以证明，就不宜依赖死刑来震慑犯罪。这样的观点，既非理论，也非实证，而完全是一种感觉。而且专家的感觉，恰恰和百姓完全相反。在百姓看来，贪腐之类的恶性非暴力犯罪越来越多，完全是因为杀的太少。上世纪50年代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就不仅教育了很多干部，也震住了一大批人。与那时相比，现在的量刑太轻，惩罚一阵子，舒服一辈子，如果取消死刑，无论贪腐多少，最高只是终生监禁，法律的威慑力必然几近于无，法制文明从何谈起呢？

    二是刘研究员认为，不管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只要是生命，就都值得无条件尊重。先是假设死刑“无法证明有特殊威慑力”，然后推出“为什么还要用死刑剥夺人的生命”。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死刑到底有没有特殊的威慑力？现在国内外有互相矛盾的研究结论”，我们的专家为什么就认准了它没有威慑力，进而对犯罪者施以悲悯情怀呢？这难道仅仅是一种“食法不化？

    三是把废除死刑与防范犯罪的制度建设对立起来，看不到二者相辅相成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刘研究员提出“过于依赖死刑掩盖了犯罪的复杂性和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那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无非是防范、抑制犯罪的制度建设或社会机制。那么，在这些东西暂时还建立不起来的时候，死刑对抑制犯罪的作用就该被完全否定吗？有评论者指出，民意之所以反对废除死刑，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将废除死刑的好处展现出来，相反，我们在制度建设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减少死刑适用所产生的弊端，只能让民众对于死刑产生更深的“依恋”情绪。诚哉斯言，如果让制度建设和死刑带来的震慑同时发挥作用，不是比仅仅倡导废除死刑更有意义吗？

    四是刘研究员过度夸大政治家对民意的引导，看不到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国外的先进理念，引到国内却未必先进。更何况，经过政治家“改造”之后的先进理念，能否变味儿还很难说。不用说别的，刘研究员自己的这番“原汁原味”的专家观点，都无法能够说服民众，让对法学一知半解的政治家来引导，效果岂不可想而知？

    专家的观点，其价值可能仅仅是纯粹学术意义上的。而民众对专家的价值判断，却是专业视角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东西，否则就没有价值，甚至是负价值。这，正是在废除死刑问题上，专家与民众尖锐对立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