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政府的调控能力与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不错，8小时工作制确实已历时48年，但是我国自从步入市场化社会之后，“8小时工作制”其实只对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还有意义。而对于其它非国有社会组织来说，虽然考勤制度等还是按照8小时工作制来安排，那也只是纸面上的。而对于大量没有报酬的加班加点来说，劳动法本身与政府执法能力都有着太多的鞭长莫及。在这样的背景下，8小时工作制改为6小时工作制，如果只对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有效，而对占劳动者大多数的非国企用工效果不大，那岂不仅仅是一张“画饼”吗？

    其二，当前多数单位对员工绩效的考核，肯定还无法达到“缩短工时，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劳动效益将增加25%”这样理论上的理想状态。耗钟点，盼下班，很大程度上还是上班的一种常态。而在企业，就算考核问题可以解决，不存在人浮于事，那些昼夜不能停摆的企业，也要从原来的三班倒，改为四班倒，这又怎么可能既缩短工时，又提高劳动效益呢？

    其三，姒副校长提出“按劳动种类分类、按劳动内容分层、按劳动需要分时段”，设想固然不错，但是他忽略了社会的整体性这一点。即：分类、分层、分时段，可能无法解决社会服务的衔接问题。比如，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六小时工作制，而如果其它单位实行错峰上班，那么到机关、事业单位办事的时间段就会被压缩，从而带来一定的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