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一场特殊的诉讼在河南渑池县人民法院开庭。13岁的女孩晶晶以输血感染丙肝为由起诉县人民医院。说其特殊，是因为这是一个迂回诉讼——起诉的真正病症，是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但当地规定这种诉讼不得立案；说其特殊，是因为不少孩子在该院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医院从未主动追踪病人，有的患者到死都不知道感染的是艾滋病，因此和原告一起来到法院的，还有十几名同样的患者家属。（《京华时报》12月4日报道）

    本人或亲属有过住院经历的人都知道，病人手术前夕，家属在手术风险告知书上签字时，一个任何手术都躲不开的风险项目赫然在目：输血风险。尽管医生解释的很清楚：手术用血来自国家血库，血源主要来自献血者。尽管献血之前要经过严格的体检，献血后还要对血液进行严格检验。但是由于有些病症具有一定的潜伏期，献血者在献血之后被发现传染病者无法绝对排除，所以手术用血存在风险。在这样的解释面前，病人家属除了万般无奈地签上自己的大名，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比较规范的“国家血库”式血液管理，还是1998年10月1日《献血法》开始实施后才有的。此前，一些地方医院，甚至有过“患者手术用血，要自己去寻找血源，甚至向‘血头’买血，医院只验血型，不管其他”的混乱现象。上述河南这一起输血感染艾滋病，发生在《献血法》实施前的1995年，尚处在血液管理的相对混乱期，输血安全度较低是不难想象的。

    理性地说，疾病的诊治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医生、患者共同承担。而患者也不是不清楚，医疗效果最终离不开医学科学总体水平，离不开医生医术局限等外在条件的制约。输血之类的风险，想要万无一失，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但是正因为客观条件的严酷，医务等相关人士，才更应该通过自己更加人道的补救工作，尽可能减少受害者生理和心理的巨大痛苦。但是从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当事医院明知一批病儿被感染了艾滋病毒，却不追踪病儿去向，不主动提出医疗建议，有病人家属找上门来讨说法时，就给上一点补偿；病人家属不来找，则假作不知。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地司法机关“艾滋病诉讼不立案”，病人想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却还要以其它病症为名“迂回立案”。 难道，来自社会管理不力而形成的输血风险，就只应该全部推向病人吗？

    卫生部曾发布公告称，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占72.6％。这一数据告诉我们，艾滋病患者大多数都是被无辜致病的。他们没有对不起社会，而是社会对不起他们。那些形形色色的“吸血鬼”们，那些出于各种目的而隐瞒真相、对艾滋病患者麻木不仁的公共服务者，为什么不能将心比心？如果自己的亲人也不幸被感染，你们还会是这个态度吗？

    早在几年前，卫生部部长高强就曾表示，中国政府对防治艾滋病已经做出了七项郑重承诺，其中包括“四免一关怀”等不乏人文关怀的政策。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好政策不被“截流”并不容易。这些政策在基层被实实在在地落实，仍然需要社会的全方位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