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原本是政府面对被拆迁户做工作，而在云南省龙陵县，由县纪检委书记领衔的临时机构——城市建设工作委员会，却利用行政权力抽调被拆迁户当教师的家属，专职做被拆迁者的思想工作，并且使用“特殊”的考核标准对其工作成绩进行考核，即：什么时候做通了家人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学校上课。对此，被抽调的教师十分为难：“我们在对家属做工作的时候，家属该怎么做？他们是该考虑自己的利益？还是考虑儿子或配偶能否达到考核标准？”（《生活新报》11月30日报道）

    类似的事件，以前也在其它地区也曾发生过。有些地方党政机关，甚至将是否配合政府拆迁与“官帽”直接挂钩。“明要求”与“潜规则”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令人非常难堪。

    笔者认为，对于公职人员，尤其是那些非领导岗位公职人员，他们的义务首先应该定位于岗位的职责要求，对于其它社会属性的公民要求，只能通过履行公共管理部门的要求来实现。比如公民要遵守交通规则，就只受交管法规、交管部门的执法来约束；比如遇到拆迁问题，就应该在自身的权利范围内，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任何超越这一范畴，利用其它控制权另行附加义务的行为，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顾名思义，公职人员事实上是在给公众打工，本质上与工作单位不存在依附关系。但是在一些党政官员的潜意识中，公职人员的职位，都是党政机关给你的。配合当地党政机关的任何工作，都是公职人员天经地义的义务。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首先，公职不是任何党政机关的恩赐，只接受本单位与岗位有关的工作管理，不该接受与职责无关的其它义务；其次，在法制社会，政府的决策需要在一定的民主程序下，通过相应的法规来推动。在没有这一套程序的情况下，“公民无条件配合政府”的意识，早已陈腐过时，再以公职相要挟，让公职人员另尽配合义务，没有任何法理依据。

    总有一些地方政府，以公权来要挟公职人员，尽与岗位无关的义务，而当事者往往又颇感无奈。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具有很大隐性特征——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却可以给你穿个“玻璃小鞋”，让你能明显感觉到报复性惩罚，但是又只能干生气。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有关上级单位应该站在依法的公正立场上，受理群众的相关投诉，及时纠正这样的行为。只有这样，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才能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