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居民住宅区近70%的群租房源，依靠“垄断”优势肆意抬高房租，“抱团”暗中阻挠执法部门的整治。二房东利益联盟已拥有很大势力，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上海部分区域内房源充足的二房东，自发结成利益联盟，整合房源、制订价格，相互配合推荐群租客，同时催生居民楼内超市、咖啡屋、盒饭外卖店等成规模的群租“一条龙”服务产业链。（《新闻晨报》8月29日报道）

    自己从房主手中租下房子，再隔成小间或改造成集体宿舍后转租，这种“吃差价”的二房东，在哪个城市都不少。本来，把房东的房子转手再租，并不是很光明正大的事，本该“夹起一点尾巴”来运作，像上海这样猖獗的干法，在其它城市确实还不多见。引起政府重视的起因，是因为二房东结盟后越干越大，群租房屋周边居民到了不堪其扰的地步，而通过此事暴露的问题来看，却远不止扰民这么简单。

    其一，“二房东结盟”的成长过程，集中暴露了由于相关法规的不健全或边缘化，都市小区中物业、社区、业委会远远没有形成合力，对小区事物管理软弱无力的弊端。从报道中看，受扰居民提出交涉，却反而受到“二房东”的威胁，可到底谁能为他们有效做主？为什么等到此类事件闹成了一种“现象”时，政府才以“行政风暴”式的做法出面整治？如果小区的治安组织能够健全，如果房主与房客的出租合同能在小区治安组织中留有备案，房客身份、租赁形式等受到第三方的监督，并在有关法规的撑腰下进行有限度干预，“二房东拥有很大势力”的事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其二，“二房东结盟”如鱼得水，是因为有着强大的需求市场，而这个需求市场，正是政府房地产相关服务的空缺之处。“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四人间和六人间床铺出租，有严格的物业管理……最低13元/天/床，一个月400元。”类似广告之所以诱人，恰在于点中了那些都市外来打工族需求的“软肋”。近年来，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始终以“批地、开发、拉高房价、GDP增长”这样一条粗放的思路进行，顾不上考虑住房者的结构性需求。试想，如果能够推出物业税，使拥有多套住房者的持有成本提升，民间哪里会有这么多空房用来出租？如果把征收物业税的钱，用来建设一批可以合租、有公共服务的公寓式住房，哪里还有“二房东”这么大的活跃空间？

    站在公共利益上看，上海清理“二房东结盟”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正因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所以更应该通过这样的事，反思其中的系统成因何在，从而通过更多釜底抽薪式的努力，确保问题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使自己的公共服务更系统、更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