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上午，北京市一中院对首例“开瓶费”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消费者胜诉。这起从去年年底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新闻，经过两审诉讼，终于以“酒楼返还原告开瓶服务费100元”而落下帷幕。（《法制晚报》6月26日报道）

    一审判决消费者胜诉，二审支持一审判决，这些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悬念。但是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支持理由，却是“酒楼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明示收取开瓶服务费”，而对酒楼收到开瓶费是否侵犯了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收取开瓶费本身是否合法，判决中并没有涉及。而更令人回味的细节在于：酒楼在输了官司之后表示，虽然输掉了这场官司，但收取开瓶费的做法一直没有改变。言外之意，此后也不会放弃收取。

    作为消费者的王先生，通过长达半年、两审诉讼要回了本属于自己的100元开瓶费。无论怎么看，都更像是一场“只争一口气”的道义官司。但是最终，道义却只被局限于个案范围，没有给整个消费者群体带来任何可以期待的维权新希望。换言之，此案的全部意义，就只剩下“原告获赔100元”这样的微不足道了。反过来看酒楼一方，虽然这一次输了100元的官司，但是从长远来看，从价值来看，他们却是赢家，因为法院的判决明白无误地昭示着：只要收取开瓶费的明示足够醒目，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收下去。

    众所周知，开瓶费只是餐饮业一项积久成习的行规，既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也不存在与消费者事前协商的成分。之所以这项行规的生命力持久旺盛，关键是在整个行业的联手效应之下，消费者处于无从选择的弱势地位。在维权手段上，目前又只有司法诉讼这一条通道在与行规进行较量。而在“民不举，法不究”的现实环境下，个体的消费者又不可能不考虑诉讼的“投入产出比”问题。

    “开瓶费”案最令人难以释怀之处在于：消费者在酒楼消费，是购买酒楼的酒水，还是自带酒水，本来是《消法》规定之“消费者选择权”的具体体现。那么，餐饮业联手之下的“行规”，凭什么就可以实质性地剥夺消费者这一权利呢？司法途径的维权，似乎只能从反面给消费者发出否定的信号，而我们的政府部门呢？消协呢？难道也要积久成习地淡然处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