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阻别人偷窃，意外得知自己的儿子也在偷窃，马生忠在说服儿子自首的同时，向警方打了报警电话。在法院对此案的审理中，法官毫无顾忌地透露了举报者的姓名，导致马生忠在以后的几年里惨遭报复。在向司法机关寻求保护时，有关人员却以“依照法律规定，举报人必须以真实姓名举报，起诉书载明举报人姓名并无不当”为由，予以拒绝。（《法制日报》5月16日报道）

    每当社会上出现见义不为等令人痛心的现象时，人们总要发出种种感叹：如今的人心怎么这么冷？好人都到哪里去了？可是人们无论如何反思，最终都只能把原因归结为一点：社会上太多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直接导致了“好人难做”。而好人难做到什么程度，好人为什么难做，上述马生忠的遭遇，无疑很具有代表性。

    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没有保护举报人、证人隐私的具体规定，举报不积极现象长期困扰着司法审理。像马生忠这样出于一腔正义、不顾个人安危的举报，司法部门本应该以“久旱甘霖”的心态备加珍惜、千方百计予以保护才是。但是司法机关却冷漠地以“公民有义务举报”、“法律对保护举报人没有具体规定”为由，背弃了司法工作者应有的道德准则，在受益于举报者之后，又毫无责任感地将举报者推入深重灾难之中。

    法律对保护举报人没有具体规定，难道就一定成为“不保护”的理由吗？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应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亲属的安全。这“应保障”虽然有些笼统，但起码也是一条不能忽略的法律原则，也是检验法官是否真想维护法律正义的标尺。

    去年，北京一法庭庭审结束，证人刚刚迈出法庭的门口，便有十余大汉围上，将其强行拖上面包车欲绑架而去。法官、书记员及法警立即上前搏斗，救下证人，法庭两人头部被打破，一人被打成脑震荡。在同样的法制环境下，有的法官为保护证人付出了血的代价，有的法官却当庭“出卖”举报人。二者的反差，实在值得我们反思：保护举报人，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是法官的态度难道就不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