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专家说明会上，多宝鱼的引进者、被称为“多宝鱼之父”的雷霁霖院士指出：“多宝鱼的药残检测项目均为抗菌类药物，有禁用药物，也有允许使用药物。即便是禁用药，目前在临床上仍为人用处方药，如硝基呋喃类药物，就是人们常用的痢特灵的主要成分。”雷教授的同事甚至说，人每天吃300—400公斤多宝鱼，才相当于摄取3—4片痢特灵，多宝鱼尽可放心食用！（《农民日报》12月13日报道）

       无论是从雷教授的言谈话语中，还是从雷教授“多宝鱼之父”的身份细节上，都不难看出，这场专家说明会，以及为多宝鱼“平反”本身，都有浓重的“产业拯救”色彩。

       11月17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批发市场、连锁超市、宾馆饭店采集30件冰鲜或鲜活多宝鱼样品中，全部检出了硝基呋喃类代谢物，部分样品还分别检出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红霉素等禁用渔药残留，部分样品土霉素超过国家标准限量要求。这个检测报告公开时，雷教授想必是知道的，可当时却并没有指出检测数据与食用多宝鱼的健康危害存在怎样的关联。而在医学防疫专家没有发出权威声音的情况下，具有浓重“多宝鱼情结”的雷教授们，却在近一个月之后，发出了可以“放心食用”的结论，这很难不让人将信将疑。

       首先，从多宝鱼身上查出的违禁药，虽然在临床上仍为人用处方药，但前提是：药物是用来治病的，在有病时对症服药，当然无可非议；而在人体健康之下，因为食用多宝鱼而“没病吃药”，难道就能保证对人体一定无害吗？早在上海查出多宝鱼携带违款药物之初，执法部门就明确表示，氯霉素、环丙沙星等禁用渔药，虽然尚不至于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危害，但对肌体的潜在危害不容忽视。长期食用含抗菌类药物残留的动物食品，也将导致致病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而影响临床疗效。换言之，没患痢疾时，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痢特灵，等到真正患了痢疾时，再服用痢特灵就会失效。这毫无来由的“抗药性”，难道就不是危害吗？

       其次，连雷教授自己也承认，多宝鱼携带违禁药物，饲养过程、运输过程、售卖过程三个环节都可能会有问题。那么，在三个环节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改观的情况下，又凭什么大包大揽地让人“放心食用”呢？

       一个年轻的产业遭遇市场危机，当然需要拯救。但问题在于，在事关消费者健康这“第一原则”面前，为多宝鱼“平反”的客观依据，是否真的那么充分。在面对百姓健康问题时，到底是应该奉行“疑患从有”——凡是怀疑的，就是暂时存在的，就应该马上下架？还是应该遵从“疑患从无”——凡是怀疑的，就是没有的，千方百计让人们忽略危害？我想，这决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